《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序
孔 汝 煌
《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这本书的题目既传统又现代，如果读者能从书中感受到这两重性，编写者会认为遇到了知音。不过，对大多数青年学子而言，可能会有些陌生，这固然不奇怪，但因此而有必要对这个书目略加申说，以明瞭编著者的用心，也便于读者阅读此书时能更快地抓住比较实质的东西。
先简说“诗教”，它起源于先秦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孔子曾手删编定了我国第一部包含305篇先秦作品的诗歌选集——《诗经》，并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即“归于正”，意思是说《诗经》的作品内容都是没有什么邪念的。两汉的儒生和宋朝的理学家引申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发展为把《诗经》作为仁、礼教化的经典，直接为当时的政治和培育人才服务。大约是汉代人作的《礼记·解经》借孔子的口气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这是我国最早提到诗教。同时期的《毛诗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就是我国诗教的缘起。后来的儒学家受到当政者的支持更把诗教的范围扩大到一般诗歌创作都要强调其教化作用。这个儒家的诗教理论和实践延续了二千多年，直到“五四”运动，诗教说受到了全盘否定的批判。理论界一般认定传统的诗教至此已寿终正寑。
现代比较诗学的研究指出，诗教实际上不仅我国有，欧洲在比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而斯多德的时代也已提出，因此，可以说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识。只是，欧洲的诗教并未能如中国的系统而持久，不仅中间被宗教文化所阻断，且在大约1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使艺术美育的责任让位于音乐、美术、雕塑等其它文艺门类，而使诗教基本退出了欧洲的文化历史舞台。因此说诗教深具中国特色，最具中华传统，冠以“中华诗教”，当之无愧。
应当着重指出，我们今天重新呼唤诗教，无意全盘复古，只是基于以下这样的认识：一是传统诗教并非全是糟粕，诗的合乎时代的教化作用既有主观提倡的因素，也是体现诗的价值趋向的客观存在。对于其合理的内核应实事求是地承传并予以发扬光大，这才是对待文化遗产应“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而非一笔抹杀的虚无主义立场；二是统观五四以来中国诗坛，新诗崛起，传统诗并未消亡，尽管不再提倡诗教，但诗无论新、旧，其作为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主观责任和客观效应比已往二千多年的任何时期未见弱化，其中尤以毛泽东诗词和诗论的诗教意义和影响为诗教全部历史的最有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江泽民同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传统诗教实质性提倡则加速了中华诗词的当代振兴，诗教热潮也随之兴起。三是越来越多的诗界人士通过对诗教的再认识和实践，逐渐对传统诗教一旦注入现代化的新鲜血液便会在以德治国、以德育人，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达成普遍共识。以上关于当代大诗教观的思考便成为我们编著本书的出发点。
再略说“人文素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和各种文化现象。语出《周易·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人文即文明，人文精神的实质是明德做人，人文化成即文化。《汉书·李寻传》中说：“马不伏历（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因此，“素养”是指人的经常性的修习涵养。“人文素养”就是在培育人文精神方面不断渐进的学养。
能否把人文精神就是明德做人表述得更具体一点？著名学者
季羡林
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把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概括为二点，即“爱国主义”和“骨气”。杨叔子院士认为是“高度的概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爱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骨气。”前者出自文天祥《过零丁洋》，是传统诗词中的爱国名篇，后者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是优秀的人文典籍之一。因此，季、
杨二位
先生的概括恰好既是对人文精神的精要诠释，又是中华诗教与人文精神的生动而明确的接合点。
通过诗教承传文明、化育人性是我国人文教育的宝贵经验。这是因为许多优秀的诗词篇章在浓浓的情意中浸润着做人的道理：对父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孟效诗句）；对妻子，“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词句）；对兄弟姐妹，“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诗句）；对朋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诗句）；对人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诗句）；对国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诗句）；对民族，“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秋瑾诗句）……。中华诗词是一部人生、人文、人性的活教材，通过以情感人的潜移默化是任何理性的说教所万难比拟的。
人文素养既以人文精神为目标，又以人文素质为尺度。素质既指先天性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特性，也包括后天的源于受教育和参与社会实践而获得的心智发展内容和水平。一个人的先天素质可塑性不很大，但后天的学习、实践的结果即素养可以极大地催熟、提高心智水准。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教育心理学中所说的“补偿作用”，或即“补偿教育”。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素质教育”与“补偿教育”精神相通。我国现代教育理念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教育，发展到七、八十年代的能力教育，再转变为九十年代以来的素质教育，教育思想的每一进步必然会对此前的缺失进行补偿。今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正是对此前教育中的素质缺失的补偿，这是就素质教育的迫切性在普遍性的层面上来说的。若从特殊性的层面而言，这本书所面对的主要是来自职业中专的大学生，与来自高中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在专业素养方面的优势是以文化素养的相对薄弱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人文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的同学而言有着双重的补偿迫切性。
以上就是这本书被命名为《中华诗教和人文素养》的缘起和编写宗旨。简言之，希望通过诗教互动，在帮助青年学子增进人文素养，提高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方面有所裨益。
本书既以在校的大学生为主要对象，考虑到诗教的互动性，也希望此书对诗教工作者、有兴趣的老师在探索包括诗教在内的当代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中能有参考价值。这个目标决定了我们的编写思路，由此而使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使对诗教的认识与实践相结合。本书的一头一尾两章共十讲，用了近1/3的篇幅来多层次、多视角地讨论这个基础问题。反映了当前诗词学界的认识现状和我们的思考、探索成果。意在引起师生对这个既传统又现代、既古老又新鲜命题的自学和兴趣。大致分三个层次：第一讲《中华诗教》是宏观层次，一般阐述诗教传统与现状、以及呼唤当代诗教的现实意义；第六讲《校园诗教》是中观层次，专论当代校园诗教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及全国各地诗教先进单位的一些共同做法；第二十八讲《诗词教学》是微观层次，主要介绍全国首家诗教先进高校（由中华诗词学会命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诗词教学方面的实务，这些经验又较具普遍意义。第一章和第五章的其余七讲与上述三个层次的深入讨论相匹配。了解这些内容，会使初次接触校园诗教者消除顾忌和神秘感，而变得具体和可操作，从而激起师生投入校园诗教行动的热情。
其次是使赏析与指导创作相结合。几十年来，学校的诗歌教学，还是用了一定的课时的，但通常只讲读，不练习。尤其是传统诗体的习作被逐出了语文教学的课堂，大学中文系包括研究生层次也一般不要求搞诗词创作，以至许多中文系古典
文学的
教授写不出一首像样的诗词也几乎是平常现象。长期以来，这种“光说不练”的诗教对于增进学生人文素养的目标实现，可谓事倍功半。其原因不难从假如不要作文的语文教育的后果可以想象。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个“言”就是语言，而文学就是语言艺术。因此，孔子这句告诫儿子伯鱼的话的意思是说：不学诗就说不好话，写不好文章。历来基础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如何把话说通，把文章写顺。因而韵散并举成为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原因是写文章到头来都是词句问题，而诗词习作正是用足了地道的遣词锻句的功夫。因而诗教鼓励诗词习作正可以有效地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另一方面，还因为只有通过习作才是真正理解、赏析诗美、诗智和诗情的不二法门，也是使诗的精神融入血液，化入灵魂的必由之途。这是传统诗教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验之一。即使从诗学的层面看，且不说古典的诗话（论）家几乎个个都是有造诣的诗人；即便是清季民元以来的王国维、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钱钟书等这些著作等身的诗学家，又何尝不是吟咏的行家里手；当代庞大的动口不动手的唐诗宋词研究家队伍中又有几人能够望其项背；何况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应有的存亡继绝的紧迫感也需要对光说不练的当前语文课堂诗教模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因此，使赏析和指导习作结合起来便理当成为本书的特点之一。赏析侧重在导读，把理解想象的空间多留一些给读者，整个第三、第四两章共十五讲的常见各种诗体的名作导读中都贯彻了这个编写意图。即便是第二章《诗的艺术》共五讲，也以既指导赏析，又启发习作为目的。因此，赏析与习作相结合的编写指导思想贯彻到了本书的其余2/3内容中。
其三是使诗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由于长时期来的课堂诗教排除创作，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诗歌语言形式美的漠视。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艺术基本原则，也从而使相对简单的诗的形式问题反成为普及诗教的拦路虎。极大多数中外诗论家都视语言形式的音乐性为诗歌的基本审美特性之一，由于汉语言文字得天独厚的秉性造就了中华诗歌富于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之美，格律诗的节奏抑扬、音韵回环和对偶整齐就成为中华诗歌语言音乐性的标识。传统诗歌从古体到格律诗的发展是诗歌语言形式审美的一次飞跃，唐宋以来的千余年中，诗坛的主流诗体是包括诗词曲赋联在内的格律诗体，这是诗体流变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当今中华诗词仍以格律诗为盟主，兼容别调；即使是从反传统中诞生的散化新诗，格律化回归仍是不少诗人致力的方向。我们尊从历史，顺应潮流，把诗的格律作为诗歌形式美和音乐性的主旋律向青年学子作了普及性的介绍，使他们懂得格律是风华绝世的中华诗歌美人的霓裳羽衣。
其四是使传统诗和现代新诗兼容并包。中国诗史表明，主流诗体的更迭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且基本不发生后一种诗体断然否定替代前一种诗体的情况。诗坛的现状及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将是新、旧两类诗双峰并峙，各呈秀姿的格局。我们提出的当代大诗教观也尊重新诗在诗教实践中的生力军地位。我们试图引导青年学子“不薄旧诗爱新诗”。兼收并蓄地在诗歌的百花园中采芳酿蜜，营养自身。为此，我们特为安排了两讲新诗选赏，使读者能对五四以来新诗的代表人物和经典名作有梗概的了解。但无可讳言的事实是，传统诗仍是相对的弱势，语言的隔膜使与青年的亲合力存在先天的缺失，因而本书作为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把主要篇幅向传统诗倾斜。为了更好体现我们关于当代大诗教观的主张，对传统诗的现代化和新体诗的民族化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尤其在传统格律诗词声韵、题材、语言、感情的现代化方面表明了我们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现当代诗词选赏》、《传统诗现代化、新体诗民族化》、以及《诗词医案》等专讲中。
限于水平，编撰时间也较仓促，不妥与谬误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