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诗教观的当代思考

孔  汝  煌

一九九九年九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十二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和二000年九月将在深圳召开的第十二届诗研会的共同主题是：让诗词走进校园。一个规模空前的校园当代诗教热潮正在扎实发动与兴起。但至今连诗词界都不免讳言“诗教”。表现为不仅比较正式的文告如十二届诗研会的倡议书，二000年六月十六日发布的《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扩大会议纪要》等虽或重点、或一般性地讲了诗词进学校，但都不提“诗教”。一些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章如杨叔子院士的《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等也是避开“诗教”说诗教。究其原因是“五四”以来，“诗教”一词等同儒学，扫荡即久，声名不振，讳幕如深。本文拟从诗教历史的简要回顾中，提出当代大诗教概念及其内函，为“诗教”正名并对当代校园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粗呈管见。

诗教一词首见于汉代人作的《礼记•经解》篇，托言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同时期的《毛诗序》也说：“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汉儒根据儒家经学政教主张的需要提出的《诗》教说其时代现实意义可见一斑。《诗》教即以《诗经》为教材的教育实践则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时代就已蔚为风气。献诗陈志，赋诗明志，引诗见志是先秦直到汉代贵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都与《诗经》有关，因此必须认真实施教学。所谓六艺之教，《诗》据其首。据段玉裁推断，《易》、《春秋》不为周人常习。 朱自清 先生更进一步说《诗》不仅居六艺之首，而且几乎是唯一常用的文字教材。原因是学以致用，且是大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论语•季氏》中则对儿子孔鲤进行《诗》教：“不学诗，无以言。” 《诗》教兴于周，大盛于汉，太学中的教授是五经博士，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极大地刺激了《诗》教。先秦直至汉代是儒家《诗》教期。《诗》教的核心是教人修身治国，经世致用，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的实现服务。

随着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新体诗的产生、学校、科举制度的发达、变化（如唐玄宗首次把诗赋列入进士试），《诗》教外沿到后儒教人学诗、作诗，在学诗、作诗过程中领悟各时代与儒学相关的诗的价值标准。著名的如虞挚“明义”说；刘勰“持性”说；白居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说；朱熹的“思无邪”说；黄宗羲的“万古之性情”说；王夫之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直到以龚自珍为先导、黄遵宪至康有为、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说。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儒家早期较狭义的《诗》教思想作了补充、完善，这是从汉以后直至近代漫长的一千七百年间，可称为后儒广义诗教期。这两个诗教期都经历过低谷，一是秦汉之际的几十年间，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遑论诗教；十是元朝异族统治期，情况比较特殊，“…… 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十儒九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缙绅之徒，                                    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赵翼廿二史扎记卷三0元季风雅相尚）。”“风流相尚”指诗社之集，以元时为最盛的反常现象。这近九十年间诗教由官方转入民间，盛况不减。一方面表现了汉族士夫精神上的不屈服、不合作，别一方面是蒙古族统治者懂得在政治高压下留一条宣泄民情的渠道。

“五四”以来至建国前的现代史时期，随“孔家店”的被打倒，诗教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诗教并未断绝，且内容大为更新。这个历史时期可说是力图摆脱儒学的新诗教时期。新体白话诗部分地取代了旧诗的地位，但旧体诗仍然广为流行。诗教的思想文化内函呈现多元化，西学东渐，传统的儒家诗教精神如干时风政、出处穷通、兼济独善等并未在新、旧诗界敛迹，甚至在废科举、兴学校、培育一代精英中依然发挥着潜在的激励作用。鲁迅、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柳亚子、闻一多、郭沫若、郁达夫等思想、文化的先锋，直至徐志摩、艾青、田间、郭小川、臧克家等一批优秀的新诗人，无不精通诗道，且以诗教人，担承了这个新旧激变历史时期以诗“兴、观、群、怨”的责任，影响之大，效果之显，在诗教史上毫不逊色于前人。

建国以来，情形比较特殊。新诗一统天下，旧体诗除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以外，大多潜入地下。学校里虽还教诗，且新旧兼容，但不再教作诗，特别是不教作旧体诗。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教被弱化了。随着思想、文化的新一元化进程和六十年代以后的造神运动，毛泽东诗词一枝独秀，成为新时代的“诗三百”。“赋诗明志”，“引诗见志”亦仿佛先秦与汉时，且借贯输而致普及程度远过于周汉的局限于士夫。这个从建国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年，是毛泽东诗教时期。具有政治强化和全民普及的特点。影响了至少三代人。其效果之显著和深刻，历史上没有一位领袖和诗人可与之相比。“四五”天安门诗抄95％以上是旧体诗及改革开放后旧体诗的迅速勃兴，就是毛泽东诗教的成果之一。毛泽东的诗教思想博大精深，但有一点十分特出：传统儒家诗教思想的精华并没有随洗澡水一起倒掉。他在《同白梅同志的谈话》中说：“这种东西（指旧体诗词），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人民的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可以温柔敦厚、哀而不伤嘛！”在《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诗要用形象思维”和运用赋、比、兴艺术手法是不能违反的“唐人规律”。表现了伟大革命家对待传统文化精华的远见卓识，甚至不讳言儒家诗教的功能、尺度和传达等主要支柱学说。毛泽东虽未留下系统的诗教论说，但其睿智的一言半语，证以他毕生追求不舍的诗词创作实践，其用诗唤醒、鼓舞民众的诗教努力和伟大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安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繁荣兴旺的经济状况导致文化的迅速复苏振兴。许多有识之士从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到诗和诗教有不可割断的历史、民族情结，但需要加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和创新，因此在创作，研究和校园诗教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以“ 绀弩体”为代表的杂文诗奇葩，用现代杂文笔法发展了传统的干时讽喻诗。影响所及，在关时世、反复古、去陈言、造新声方面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诗家，尤其是成长了若干位有才情的中、青年诗人。当代的诗教理论则主要聚焦于实现时代性、大众化两个转变的热点问题上。学院派诗论家则在引入西方美学总结阐述中国古典诗论建立新的中国诗论体系方面，接过了半世纪前闻一多、朱自清、朱先潜等先驱的火炬，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九九九年九月于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中华诗词第十二届研讨会，杨叔士院士所作“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的主题报告标志了当代大诗教自觉期的到来。江泽民总书记九十年代以来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诗教事业的当代发展。他说：“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许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括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 …… 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光明日报》1999 •2  •21一版）他在不同场合，或发表谈话、或发表诗作，在联系爱国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哲理、情操、审美和毛泽东诗词等问题上全方位、多层面地倡导当代大诗教，在历代领袖人物中也不多见。最近传来喜讯，江总书记批转了 叶嘉莹 教授关于“弘扬中华文化以提高国民品质”的信，指示教育部研究落实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大诗教虽仅经历短短二十年，却正以其当代诗学思想和当代教育思想的合壁及其初步实践显示强大的生命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里江河，应须沿波讨源。在科学认识两千多年诗教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当代大诗教如何继承创新就这篇大文章。综观前述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结合现实，似不难看出几个有规律性的问题。首先是诗教与时代的关系，天下安定，则诗教兴，天下动乱，则诗教衰，且国家治乱与诗教兴衰又呈双向作用关系，当代兴起的大诗教正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安定繁荣的产物，且反过来正在促进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更趋活跃。因此，今天应理直气壮地呼唤诗教而不必理会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者的复古指责。只有为诗教正名，才能提高认识，形成共识，加紧落实江总书记的一系列相关讲话精神和指示，使当代诗教早日变为政府行为，纳入各类各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特别是进入选才甄拔各种考试范围。当然在程度上应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其次，要认真总结诗教的历史经验教训，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诸如诗教关于诗本质的“诗言志”说；诗功能的“兴、观、群、怨”说；诗尺度的“温柔敦厚”说；诗体用的“六义”说。特别是历代有识之士的种种补充和发展，都有丰富而待开掘、借鉴的宝贵内函。即要看到其政教风化为核心对以抒情美文化为特征的诗本质的违离从而束缚诗的发展，又要看到历代有识之士和有为诗人由“诗言志”而思接千载，胸怀天下，大气磅礴，催人奋进；由“兴、观、群、怨”而批判现实主义；由“温柔敦厚”而中和含蓄；由“赋、比、兴”而形象思维……  。这些宝贵遗产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当代大诗教的组成部分，而不可数典忘祖，更不必藏头露尾。其三，纵观历代诗教，无不在“诗”和“教”这对矛盾运动中曲折发展。在当代大诗教的新时期，应努力在建立当代诗学理论体系和当代教育思想体系之间寻求平衡或契合点。一方面，以人文精神的教化为主导的素质教育思想以塑造高尚德操、科学素养、善于创新，健全身心的现代人才为目标本身就有一座完美人格的桥梁通向诗化之路；另一方面，当代诗词实现时代性、大众化两个转变的继承创新目标又与知识经济时代大人文教育思想不期而遇。显而易见，实现诗词的两个转变，更好地为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服务是当代大诗教的特性和内含。这些理论问题只有在校园诗教、进而社会诗教的不断实践中才能逐步探索，深化认识。总之当代大诗教必须立足当代，着眼于“诗”，牢盯住“教”，坚持“二为”，才能真正做好这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