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源头说之二：诗教文化的源头略说

孔汝煌

诗教文化是通过诗的审美作用而实现的教育文化。这属于诗的社会功能即诗美育范畴，也是古今中外的诗论家与诗人恒久关注的话题。本段也只讨论其源头的情况。

正如维柯所指出：“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维柯《新科学》第104页）故可以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诗教文化自然与艺术的教育功能密不可分。大约与孔子活动同时代及相继的古希腊美学源头诸哲人都十分重视艺术与诗的审美教育作用。主张美就是和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注意到艺术对人身体与心理两方面的影响。他们把音乐风格大体分为刚柔两种，认为听者可因听不同风格的音乐而改变其性格的刚柔。艺术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和性格，所以产生教育作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苏格拉底则已注意到美的相对性、目的性、主客相关性和美善统一性。（同前书第37页）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三里明确要求：“至于我们的城邦里，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柏拉图是主张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教育的西方第一人（同前书第54-56）。亚里斯多德与要“放逐诗人”的柏拉图极端主张不同，承认文艺能满足人天性中的自然要求：在摹仿中求知和引起审美快感，从而促进人的健康发展，有益于社会。在其名作《诗学》第四章中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其原因也是由于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摹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摹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3-54页）亚里斯多德从艺术满足人心理的健康快感而为艺术辩护，且因强调形式审美而成为后世形式主义美学的源头。《诗学》第六章论悲剧时说：悲剧的“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同上书第57页）在《政治学》第八卷中论及了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3）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同上书第95-96页）此外还在《修辞学》中定义过美：“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82页）见出亚里斯多德对艺术中伦理美学思想的明确肯定。罗马帝国初期的诗人、批评家贺拉斯《诗艺》中则首次把审美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提出寓教于乐的观点影响深远。“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第102-103页）“歌唱队……它必须赞助善良，给以友好的劝吿；纠正暴怒，爱护不敢犯罪的人。它应该赞美简朴的饮食，赞美有益的正义和法律，赞美敞开大门的闲适（生活）。”（同上书107页）“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快乐，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同上书第113页）“神的旨意是通过诗歌传达的，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在整天的劳动结束后，诗歌给人们带来欢乐。”（同上书第116页）西方对诗教文化的重视，直到十八、九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在《诗与真》中讨论诗的本质与原则时还说：诗与人类还存在“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他们（指前文说的“瑞士作家们”）又认为必须是道德性的，显然有助于人类的改善的。因此，诗除了其他应有的优点之外，必须具有功利性，才算达到诗的最后目的。”（同上书第446页）西方的诗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渐趋衰落，原因是欧美文学中唯美主义倾向压到了古典主义，且西方艺术发展的多元化，诗教虽逐渐被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美育所取代，但诗教文化的本质：以艺术审美教化育人的精神与实践却继续在各级各类通识教育中受到重视。

诗教文化在我国传统最悠久，与政教关系最紧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内涵最丰富，除了在个别历史时期相对短暂的间断外，诗教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方式在我国发生、发展、传承了两三千年，说是我国的教育文化国粹亦不为过。据信是周代文献的《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话被朱自清《诗言志辩·序》中称为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说了两方面意思：一是诗的本质是“诗言志”，经过历代的阐述发展，比较统一的认识是诗表达诗者的思想感情。二是与“诗言志”相联系的教育作用，从中可以看出与诗教文化共生的礼乐文化的原初状态就与政教关联在一起。比柏拉图还早约一个世纪的孔子是我国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创始人，其《论语》中提出并记载的与诗教文化相关的原创性思想与实践主要在三方面。首先是孔子强调了诗与道德的联系。“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经孔子亲自删定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可以作为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教科书。其次，孔子重视诗的社会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认为教诗学诗是感发家国情怀，了解社会，服务政教的重要渠道，并亲自对儿子、学生实施诗教。其三，孔子提出了诗的中和美学观。“《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即要求作为诗教资源的诗应贯彻以礼节情，使哀、乐适度的中和之美原则。这成为汉代提出以“温柔敦厚”作为诗教文化理念的源头（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孔子的诗教文化思想与实践极为丰富，上述三方面只是略举其大要，因而影响深远，是孔子成为“万世师表”的主要贡献之一端。比亚里斯多德略晚的荀况的著作《荀子》中，表达了以“明道”为核心的文学观。指出：“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荀子所谓的“道”，既是“治之经理”即人治之道，亦指儒家礼义之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参见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9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把“诗言志”与“诗以明道”统一了起来，开后世“文以载道”说的先河。荀子诗论进一步强化了诗教文化的政治作用。《毛诗序》作者及确切年代迄无定论，但从内容看，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视为先秦儒家诗论的终结，也发展了儒家诗教文化思想。在论及诗经国风的社会作用时说：“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第30页）诗教文化对世之治乱的作用如此重大，合乎历朝历代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需要，成为官方支持的显学要务，因而得以传承弘扬至今。从对中华诗教文化源头的梳理中，已不难认识其顽强生命力之基因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诗教文化虽然源流久远，但作为一个文化范畴的正式提出，却是当代之事。据笔者所知，拙著《诗教文化刍论》开卷第一篇文章《中华诗教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作于2004年10月）中，可能是首次提出并局部论证了诗教文化的源流及当代意义。（参见孔汝煌《诗教文化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杨叔子是诗教文化、诗词文化范畴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其独特的理路如下：作为教育家的杨叔子，他在多处提到：“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这个前提几乎是无须证明的公理。就功能区分说，文化包含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再从诗词经典中举证两种文化的同时存在，进而归纳出：“在人文文化中，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皇冠宝石，是中华民族艺术的杰出珍品！”“‘文以载道’，中华诗词更是如此，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由于文化的整体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不可分割，“科学人文，不同而和”。进而推论诗词中存在两种文化的交融应是普遍规律，杨叔子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反复举证。再细析之，文化的整体性更是指“知识、思维、方法、精神”的不可分割性。这一普遍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诗词作品中，而且反映在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这个儒家诗学及诗教的总纲中，在对之解读、分析后，杨叔子结论道：“兴、观、群、怨，显然包含了科学的求真精神与人文的求善精神，包含了科学的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人文的开放的形象思维。科学与人文（方法）的互异互动，彼此相融，就能形成正确而完备的精神与思维。”诗教文化既是以中华诗词为教的文化。从而，“我国所谓的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而且，“诗教非但起着人文教育作用，而且实际上有利于科技的普及与提高。”（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第183、142、142-143、139、152、183-184、152页）于是，就水到渠成地创生了两个新的文化范畴：诗词文化与诗教文化。这在杨叔子先生发表系列诗教论文时，尚极少有人明确意识并提出这两个概念，虽然杨叔子也并未明确使用这两个名词，这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中首先系统论述了“诗性文化”，却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后人公认维柯是“诗性文化”范畴的发轫者。因此，可以确认：杨叔子是诗词文化、诗教文化两范畴的首倡者之一，且是其得以成立的理论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