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文化与当代诗词的国家职责

刘士林

最近一段时间，和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关系最密切的话题，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的“去中国化”问题。我个人以为，未必是教材编写者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像过去李登辉在台湾搞的那一套。但同时也因此感到更深刻的悲哀和无奈。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殖民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成为百年痼疾。一些人像这样“去中国化”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是无意识化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但最令人惊奇的却是，这个问题很大的“冰山一角”，竟然是从教材中的“古典诗词”被掀开的。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在此我愿意重提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一些思考和探索，请大家判断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

一

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诗哲论》中，我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刘士林：《中国诗哲论》，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在2004年的一个讲演中，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刘士林：《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刘士林教授在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10月17日）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所以只好自己继续探寻。在2006年的另一个演讲中，我自己又试着提出一个解答:“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刘士林：《在唐诗宋词中走上“回乡”之路》《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21日）

绕了一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文化人，总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且是主动充当西方文化殖民的工具，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经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西方化”，经历了21世纪以来同样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后，很多人都天真地以为“世界文化大同”了，如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语）以及“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杜维明语）等“高谈阔论”。而实际上，自从国家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产生以后，东西南北从人心到思想就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与此同步，不同民族和集团的政治需要与利益冲突，和他们各自的文化传承与创造也从未脱离过。但这种过于浪漫的信念和过于善良的愿望，却给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带来了两大普遍性问题：一是不再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以及隐藏在文化深层次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矛盾？二是更不知道如何表述中西文明的本质差异，以便捍卫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安全？在今天必须辩明的是，由于这个“世界文化大同”主要是在西方理论、标准和价值体系主导下形成的，所以在实质上只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残酷的幻象”。

这个概念源自大漠旅行家，用来表达那些在大漠中走投无路的人们在临终状态的所思所见——在人间从未品尝过的甘泉与佳肴以及一生从不曾得到过的幸福与安宁。“它的残酷性在于，本以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这眼前看似真实的一切，却不过是一种真实的幻象。它们不仅不可能卸下人们所负荷的痛苦与劳顿，而且还会彻底劫掠走这些可怜的旅行者最后的财富：在漫长旅途中已所剩无几的力量、勇气和意志，直到作为生命存在最后证据的那一点柔若游丝的意识。”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中，我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认为“残酷的幻象”表面上和“审美表象”“艺术幻像”相似，但两者的心理发生机制完全不同，前者是“想象力的自由与和谐游戏”，后者则主要有两个根源：“一是生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临界状态，这时严重匮乏的个体，由于没有任何物质的与精神的东西堪作凭依，所以只能借助那些无比虚幻的形式，来摆脱自身所真实负荷的痛苦、疲倦与焦虑；二是急于摆脱临界困境的主体，首先必须完全丧失他正常的理性意识与判断力，只有在这种神智不清的混沌状态下，他才能以‘望梅止渴’‘饮鸩止渴’等诸种倒错的活动方式，把他无法释怀的生命本质力量排遣出去。”同时，我还强调在20世纪的中国主要有两种“残酷的幻像”：“如果说，世纪初人们以为，只要从西方引入现代文明制度，就可以解决中国文明的根本性困境，并从此走上民主、独立和富强之路，这种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梦幻；那么，在世纪末人们又以为，只要引入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就可以消解中国从体制到观念中的所有问题，并从此获得个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反理想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残酷的幻像’”。（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如何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幻像中觉醒过来，学会在现实土地和真实社会中去感受、思考和生活，是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步。

二

“不知道”和“不会表述”的现实，既有主体内部的原因，也有客观社会的原因。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作为“民族大脑”的文化理论研究出了严重的问题，导致整个社会丧失了感知和把握现实对象的理性能力。这与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横遭解构及西方学术理论霸权的迅速建立密切相关。当今中国学术的概念和模式、理论和方法、生产机制和评价体制均源自西方，不可否认其在我国学术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由此形成的对西方学术理论、方法与价值标准的“依赖”和“崇拜”，也是我国学术与文化自信心严重受损，并累积为影响我国争取平等话语权和开展自主创新的病根所在。就后者而言，则与我国改革开放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大背景息息相关。出于对来之不易的发展黄金期与战略机遇期的无比珍视，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愿意面对中西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总是以最大限度的忍耐去换取“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并尽可能地拖延与竞争者“撕破脸皮”的最后期限，这就不可能主动设置并积极应对实际上早已路人皆知的战略对手。这种“韬光养晦”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所谓“面壁十年图破壁”，特别是对手并没有因此熄止“亡我之心之行”且变本加厉之时，就不能再采取“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变色龙战术。但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在科技、经济和军事上，而是用来统一民族思想、激发民族意志和集聚民族力量的文化系统出现严重的异化和功能性障碍。由于自现代以来对西方文化极尽顶礼膜拜而自轻自贱，以及新时期以来在文化战略上因蜷缩太久而失能失聪，结果是不仅没有成功麻痹对手，反而使自己越看越“找不到北”。

近些年来，我们一再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和困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明确的主张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与西方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截然划清了界限。但在文化和价值体系上，不仅战略意识觉醒得很晚，而且一直不愿意发现并坚持中西之间的必然矛盾及本质差异。由此导致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论、上层建筑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失调甚至对立，使我们的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化缺乏应有的社会土壤和环境氛围，三心二意、离心离德、“身在曹营心在汉”等现象日趋严重。这主要是作为“民族大脑”的学术理论研究出了问题。在2001年出版的《先验批判》中，我把这个问题称为“可怕的相似律”。大而言之，如把五四运动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如按照西方历史分期理论来剪裁中国历史过程；小而言之，如把中国的“道”比拟于西方的“逻各斯”，把中国的“壮美”混同于西方的“崇高”，把中国的庄禅比附于西方的海德格尔等。这些一心一意和西方“拉关系”、具有明显“攀龙附凤”特色的主流学术研究，其所揭示和论证的“中西一致或相似”并非源于历史和自然，而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某种理论及其深层需要演绎和叙述的。正如黑格尔早就讲东方人一见到“统一”就忘掉“差异”一样，中西文化的各种相似与一致性研究，只是把“中国存在”变成西方文化逻辑的“感性材料”，最后必然是只有“西方的中国”而没有“中国的中国”。要想为现代以来惶惶不可终日的中华民族找一块藉以立足和喘息的“立锥之地”，就必须从更重要的、在中西相似表象背后的根本性差异出发。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本体结构已十分清楚，不仅有一整套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做后盾，同时也随着其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的全球化而成为世界主流话语。对于起步很晚的中国学术，由于从一开始就缺乏“中国不同于西方”的“自我意识”，所以在20世纪一百年中，我们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对西方理论合法性的审查和检验，甚至还会把与西方是否一致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针对文化研究中普遍的被殖民现状，我曾提出“区分东西”的文化研究策略，核心是明确建构中国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汉学”流行）与西方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西学”泛滥）的结构性差异，为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术开辟出本体论园地。还认为有必要提倡一种“中西不比较研究”，即提倡一种平行进行的、关于各自真实存在的研究。这是客观接触西方世界（不同于“凡西必好”或“凡西必坏”）以及正确解读民族传统和历史（不同于“凡古皆精粹”或“凡古皆糟粕”）的逻辑起点。（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7-79页）

转眼又是十余年过去，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战略在全球攻城略地，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围剿日渐紧迫的背景下，延续过去的思路，我们可以提出“兵分两路”的全面反击战略：一是在经济和科技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重点落实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改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增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二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点落实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大国家战略。就当下急务而言，对内应在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全面开展“去美国化”，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清理地盘；对外则是建立并努力在全球推进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价值和标准，体现一个大国应有的理论话语权和文化示范作用。

三

但在当下谈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贫积弱，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黑云压城，当然殊非易事。但当下最关键的还是缺乏文化研究的战略意识，即我们从事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和意义？这既是在任何具体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大前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进程中“不可须臾分离”的“道”。现在我们不是没有中国文化研究，相反成果还很多。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其主要问题是“史”而不是“学”，即文献资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无法使自身以有机活性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建立起自身与当代世界的价值与意义纽带。二是西方化理论主导的中国文化研究，其主要问题是“西”而不是“中”，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证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素材”和“条件”，使中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本体不明”，既无法揭示中国文化的真实精神与内在需要，也缺乏与西方霸权文化平等对话与讨论的底气。（刘士林：《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前者之所以只能停顿于“钻故纸堆”，因为他们眼中“只有中国而没有西方”，后者之所以整天“醉醺醺”地“信口雌黄”，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现代而不知传统”。要综合处理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必须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核心范畴和主体形态，它不仅在起源和历史中不同于西方，同时在当今世界中也承担完全不同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战略价值的理念、模式和价值体系。

首先，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前2世纪），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即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哈佛大学已故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认为，古代中国是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是例外。因为前者继承了远古诗性智慧，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揭示了中西民族的根本性差异。理性文化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生产生活方式。诗性文化的精髓在于：在启蒙个体欲望的同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能避免使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这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诗性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之间上，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真正可持续的和面向未来的。以诗性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理念、模式和价值，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主流与正宗地位。

其次，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异。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但却不同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斗争的机械原理。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之“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与逐渐堕落为后现代肉身狂欢的西方理性文化相比，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再次，当代中华诗词，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延续，也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严。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渐多，但关键问题仍在于，必须首先在脑子里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与根本的中国文化利益。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但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由于倦于思考，由于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判断、选择与行为。举一个例子说，现在我们的生态问题很严重，在表面上看都是当代中国人一手制造的。但这实际上并不能构成否定中华文明和中国诗性文化的根据，因为在这场空前严重的生态灾难和困境中，无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生产生活观念还是生产工具和技术，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因而可以说，这是一大堆按照西方观念实践的中国人的苦果，甚至还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背弃其诗性文化传统，盲目崇拜西方生产生活观念并机械照搬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宿命。

当然不是要排斥西方。相反，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如果这最后的结果是“邯郸学步”和“文章道弊”，那就很有必要反思甚至是加以警觉了。吸取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教训，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清醒的战略意识和文化自觉，即，中华文明复兴必然是我们民族特有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复兴。未来世界，真正的“文化大同”，决不是理性文化独霸天下，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就此而言，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既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战线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本文系作者2014年9月16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金秋雅韵”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作者简介：刘士林，河北曲阳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文化战略、城市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