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工作要落实到校园
郑伯农
这次诗教理论研讨会，我们首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家围绕诗教的意义、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大家都同意杨院士的意见，即“国魂凝处是诗魂”。我们的传统诗词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形象体现，反过来说，中华诗词是塑造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凝聚人心和振奋人心的重要手段，中华诗词和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大家许多发言谈到了诗词在民族性、人文素质提高方面的作用，也谈到了诗词对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性。有的同志还举了钱学森的例子：温家宝总理有一次去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就“当今为什么出不了大家”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认为，现在的理科和文科分得太绝对，实用主义强调太多。人的思维，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我听 钱 先生当面讲过还有灵感思维，他说科学家也需要想象，也需要联想，不是什么东西都是逻辑推理推出来的。发明某些东西时灵感来了就像光一闪，电一闪，这个跟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是很相像的。所以创造力和联想能力的培养，它需要诗词。许多同志在会上还举了中国的很多大科学家都是文理兼通的例子。孙轶青老会长写给杨院士的诗就是“风流坚胆文理通”。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写有《天问》，《天问》不是完全抒情和艺术范畴的诗歌作品，它也是探索宇宙和世界奥秘的作品，跟天文学知识有密切关系；鲁迅不是学文出身，他学过财会，也学过医；郭沫若也不是学文出身的，但是他们的诗歌都写得很好。
我就从诗教工作方面谈一下我的一点意见。
开展诗教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现在既有大中院校，又有高教系统，如何针对性地开展诗教工作？大中小学都有一些诗词方面的课程，可是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质量还要提高，内容还待丰富。
我们不能要求大中院校都去培养那些最尖端的创作人才。一般来说，过去大学毕业的学生当编辑的多，当研究人员的多，当教师、教授、学者的也多，当作家的就少。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很多都是知青一批出来的，上山下乡，类似于梁晓声的经历，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从大学出来的也有作家，但是不像“老三届”那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每所大中院校都有自己的教育培养传统，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像培养专业作家人才那么做，但是在诗词课上诗词格律是应该讲的，至于是在小学开始讲，中学开始讲，还是大学开始讲，我们还要仔细思考一下。小学就讲诗词格律可能太早了，中学应该是合适的。《红楼梦》里面不是有个“海棠诗社”吗？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都是这个诗社里的，他们那个年龄也就十三岁上去一点，处于少年时代，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时期。所以中学可以讲诗词格律，大学更可以讲诗词格律。
诗词事业需要得到发展。无可置疑，我们需要诵读古典名著，但是光读古代的东西能不能发展诗词事业呢？能不能把诗词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创造一个新的诗词的时代呢？孙轶青老会长说要创造诗歌的“新纪元”。创造新纪元恐怕还得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词开始。“五四”时期把传统诗词给打倒了，理由是传统诗词不能表现新时代，虽然它对唐诗宋词的历史地位也还不是都不承认。但是实践证明：诗词是可以表现新时代的，诗词没有被扼杀掉。
我们应该创造出新时代的诗词。大学里要不要讲诗词？要不要为此创造条件呢？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会写诗，但是我想，大中小学等教育系统都应该讲一讲诗词格律。我曾经在中国作协工作过，也编过《文艺报》，我周围的那些编辑们根本不懂诗词格律，选编旧体诗的时候，几乎把人家合乎格律的作品改得不合格律。《诗刊》是全国最高的诗词类刊物，过去是 杨金亭 先生编辑，现在它从外面聘请人来编辑旧体诗作品。旧体诗这一版原来是没有的，打倒“四人帮”之后经臧克家提议，增加了两个页码的版块，这几年《诗刊》觉得旧体诗词读者量很大，为了提高发行量，诗词版块增加到八个页码。最近它又想弄每月三期的形式，一期选登比较新潮的诗歌作品，一期是比较工稳的新诗，一期是旧体诗词，他找到有关部门，想请他们来编。大学里培养文科类高级人才，出去后最起码也能当个诗词编辑，如果连诗词编辑都不能胜任的话，这就是很大缺憾了。大学生到单位找工作，尤其是到文艺团体工作，要考外语以及其他，而要当诗词编辑，就得考诗词格律，诗词格律都不懂的话，你能当什么诗歌编辑呢？
诗词创作，要讲诗词格律，在大学里面要讲文体，讲到文体就应该讲讲诗词格律。《文心雕龙》很大篇幅就讲了文体，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很丰富，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叫做“文本”的。诗词不仅是文本，它还可以用来歌唱，用来吟诵，可以表演。中国古代的文学很少是纯文学的，小说也不能说是纯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就跟艺人说书有密切关系。
讲文本，要把文本里面每一种形式都讲清楚，比如赋，也得讲一讲，学一学。有一个作家写秋瑾，说秋瑾临死的时候写了一篇既不像诗，又不像散文的东西，其实他不知道那就是一篇骈文：“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手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拜伦）歌……”这是秋瑾的真正的“绝命词”，而不是“秋风秋雨愁杀人”。
现在赋也流行起来了。过去有《三都赋》、《两都赋》，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赋。用赋来写比较合理，要是用纯白话的散文来写，就不够劲了。所以说现在也需要古文。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不管是中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只讲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恐怕还不够——还要讲诗词的格律，诗歌如何从古体发展到近体，近体诗又是如何发展的，它的特点是什么，等等。另外，大学在讲文学史的时候，在古代文学章节还是以诗歌为主，但是一讲到近现代、当代文学史，就不讲诗词了，而讲新诗。当然新诗也得讲，只是这样的讲法就使得诗词传统断裂了。讲诗史，讲到龚自珍为止，然而下面还有黄遵宪、梁启超，在现代和当代还有鲁迅、郁达夫、毛泽东、陈毅、聂绀弩和赵朴初等大家的诗词，这些没有写入大学文学史的东西，能不能也讲一讲？他们的作品跟古代比起来也不见得逊色吧！人常常这样：当代人看当代人，总有点轻视。杜甫评价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将李白比作庾信和鲍照，我们看这个评价觉得很高，实际上李白的诗词成就要远远超过庾信和鲍照。
目前有部分文学史也尝试着融入当代诗词作品，比如社科院编著的《中国文学通史》，除了讲毛泽东的诗词，也讲丁芒、林从龙的诗词，虽然书中写得比较简略。丁、林两位的作品都写得不错，除了他们，像霍松林、刘征的诗词也很好。对于高等院校来讲，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各个院校的教材都是高等院校编的，那么里面要不要反映近百年来中华诗词的发展情况呢？新诗虽好，旧体诗不能取代新诗，但是新诗也没法取代旧体诗。新诗现在受众面比较广，但是毛泽东的诗词、鲁迅诗的受众面和背诵率是任何一个新诗作家无法比拟的。即使郭沫若说过“艾青的诗很好”，但是艾青诗的背诵率能有毛泽东、鲁迅诗词的背诵率那么高吗？“横眉冷对千夫指”，“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的这些名句，大家随口就能够说出来，而关于“五四”以来的新诗，大家又能说出多少呢？
所以，文学史要讲现代以来的诗词和诗史，也要讲鸦片战争至“五四”以来的诗词和诗史，这个历史不能断。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方面处于缺失状态，所以这个工作，中华诗词学会要做，各个拥有优良教学资源和众多研究人才的高校更要做。
（ 2010年 11月 6日 郑伯农先生在江汉大学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所作题为《诗教工作要落实到校园》的总结报告，根据录音整理）
（整理者 齐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