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教的文化学基石刍议

孔汝煌（杭州）

我们根据当代诗教工作者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当代中华诗教的性质和功能概括为：“诗教是以人为本，养心种德，使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强中固本之举。诗教对于国人，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其功效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即启智、立德、育美、燃情、创新。”（梁东2006.6在常德诗人节上的演讲《诗砺情操，践荣止耻》载2006.8《中华诗词》P47）“在继承传统诗教合理内核基顾上，以古典和当代诗词（包括新诗）的赏析、诵读、创作和交流为载体的，德、智、美、心诸育协调的民族的和谐文化素质教育。”（拙著《鉴湖集》中国文史出版式社2008.1一版P226）中华诗教“养心立德、启智创新、陶情育美、砥砺人格。”（俞步松《十年探索，返本开新》——2007年10月在中华诗词学会淮安诗教现场会的书面发言）实现诗教功能的内因根据是“中华诗词作为民族文学之根，民族历史与哲思睿智的形象传达和民族艺术之祖，是文、史、哲、艺的大全宝典。”（见2006.12高教出版社、胡显章主编《十年探索，十年发展》P316拙文《诗教：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多元途径的明智选择”》中华诗教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主要表现在“资源丰富，传统悠久；内含精髓，浅深随意；情理交融，美善通会；强中固本，内化自律；喜闻乐见，准入简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拙著《鉴湖集》P235）

当代诗教的文化学基石有二。一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优秀基因，二是绿色教育理念。先说当代诗教的第一块基石。

《中国诗性文化系列》四卷本的作者刘士林指出：根据维科在《新科学》中所说，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近似于美学上说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哲学上说的主客统一的“一元论”。由于原始的食物链断裂等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应对自然，延续生存中逐渐发展了思考功能与理性意识，诗性智慧演绎出四种来自于古老文明的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自然客观对象的古埃及的“来世论”；二是彻底消解人类自身主体意识的古印度佛教哲学的“空”观。三是希腊类型，从人类原始感情萌生、发展成理性的“主体化”与使自然客体“对象化”的过程并存。使人与自然由原始的浑一渐变为对立，而人自身的情感意识与理性意识界限明确起来。这成为了后来的西方“理性文化”发展的基础。“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见《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21日第6版刘士林文章《在唐诗宋词中走向“回乡”之路》）。“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顶峰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体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2006.7海南出版社《中国诗学精神》P2-3）

刘士林曾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消极面持批判态度：“由于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诗性智慧’的历史观也主要是唯心的。”（见刘士林2006.7海南出版社《中国诗学精神》P196）《在唐诗宋词中走向‘回乡’之路》的文章中，刘士林对中国诗性文化的积极面和重要性则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是诗性文化，西方文明是理性文化，这不仅是冲突的根源，如果有对话的可能，那也只能发生在他们之间。”“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

从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论不难看出，中华诗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优秀基因得以承传、改造、发展的重要载体。

再看当代诗教的第二块基石。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杨叔子院士于2002年10月14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演讲《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中说：受2001年7月13日我国申奥成功，并庄严宣布，“将2008年奥运办成绿色的、科学的、人文的。”启发，认为“现代教育也应办成绿色的，科学的。显然，后者的含义与前者颇有不同，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可名之为‘绿色教育’。”这篇讲演分五部分：“现代教育，应为绿色”；“科学求真，立世之基”；“人文求善，为人之本”；“科学人文，交融生‘绿‘”；“顺人之天，以致其性”。（文章见《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2007.4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P63）

2007年3月27日第9版《中国教育报》以整版篇幅系统报导了《阳春桃李共和谐：杨叔子院士的“绿色教育观”》，该文概括说：“‘绿色教育’既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又是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而其思想与观念的核心就是素质教育。”“科学是立世之基，人文是为人之本。‘以人为本’，既要崇尚科学，更要弘扬人文。”“以文化开化人的大脑，升华人性，激活灵性，这就是‘绿’，这样，才可能达到‘君子不器’，而‘止于至善’。”

“绿色教育理念”是作为教育家的杨叔子院士终身所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其效果和客观评价，正如该文所报导的一则小故事。2007年3月，一位毕业生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追上了正在去上班路上的杨院士，激动地说出由衷的感谢之情。接着，“年轻人连忙从书包里拿出一摞笔记本给扬院士看，颇感自豪地补充道：‘我是您倡导的‘绿色教育’的受益者。我已经与一家高科技企业签约啦，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与我一起竞争这个岗位。面试的时候我考得最好。别人不解地问我，学工的这么懂得这么多？我说，是听人文讲座得来的。大学四年，咱们学校举行的人文讲座几乎全都听了，总共差不多500场。您看，这是我做的笔记……”

如果说，从精神方式看，科学主要偏重于理性，人文主要偏重于感性，则，绿色教育理念从精神方式上看也主要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叔子的绿色教育观与中华诗教精神相通。杨叔子院士早在1998年8月乌鲁木齐举行的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上作过“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的”讲演。在讲演中概述道：中华诗词对“感情的陶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的活跃、创新能力的加强，势必导致大学生对人对事、对社会、对自然的深入思考，导致大学生乐于献身、勇于探索、敢于开拓，导致大学生对祖国与民族及其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深刻了解与无比热爱，而这一切势必导致大学生素质的提高、民族根的加深加固，爱国情的加强加厚，对人类进步责任感的加深加强，这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大事。”“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高度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诗词的功能，一定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中华民族的繁荣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功德无量的贡献！”

在《文化·人文·教育·诗教》一文中，杨叔子院士论断说：“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所谓的诗教，就是通过中华诗词的人文文化教育。”“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加强中华诗词教育，……即加强做人的教育，刻不容缓，这是关键的关键，这样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文见《杨叔子院士与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P152、P160、P166）正是这种对中华诗教与绿化教育同根同脉的信念，他毕生酷爱中华诗词，从13岁写第一首诗起，至今已有62年的“诗龄”；尽管身兼科技界、教育界的多种要职，仍欣然同意出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身体力行地推动当代中华诗教。

综上可见，传统诗教充盈着中国诗性文化的优秀基因，当代诗教流淌的是绿色教育的血液。以中国诗性文化的优秀基因和绿色教育观为文化学基石的当代中华诗教是承扬创新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实施绿色教育的重要、切实、普适的切入点。

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优势在于“诗化的理性”与“诗化的感性”的和谐，而重建当代中国文化或即回归，重塑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路何在？杨叔子院士绿色教育论为代表的科学与人文相融的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实则上也昭示了中国诗性文化在与强势的西方“理性文化”对话、竞争中的创新之路。科学之中有人文，人文之中有科学与中国诗性文化的情理交融特质神理相通。当代诗教无疑也是如此重大的中华文化创新的探索重任的承担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