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诗词教育与人格的和谐（摘要）

李文庆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层层剖析，阐述构建和谐社会与培育和谐人格的关系，阐述审美教育是培育和谐人格的重要途径；进而阐明中华诗词是审美教育的极好载体，接着阐述中华诗词审美教育在培育和谐人格中的三大社会功能，并希望有识之士开展诗词审美教育，为培育和谐人格，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全文约13000字，现摘要刊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格的和谐。中华诗词教育对于培养和谐人格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人格是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定势，它更多地具有精神素质的含义，又是个体社会化行为的总和。和谐人格总是表现为美的个体德性、情操、能力、气质、性格的和谐整合，也是信念、理想、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和谐人格是整体性的人生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变迁和转型时期。人们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格上的片面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一曰“忙”，二曰“快”。人们整天忙忙碌碌，快的工作、生活节奏，容易使人产生偏差。例如，在人才的培养上，偏重理性，忽视感性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们都在说，学校教育要注重素质教育，可是，大量存在的是应试教育的偏科现象，人们在叹息着“千军万马过独木小桥”式的考试制度而别无良策。其中的原因很多，而人格上的缺陷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对此，许多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甚至大声疾呼：“自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和隐患。一切都符号化、程序化了。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肢解和遏制，个体和谐人格的发育成长受到严重的挑战。”这说明，人类再也不能忽视这个严肃的课题了。

培育和谐人格，人们比较重视理想、信念、道德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教育，重视人的知识、能力等教育。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人生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审美教育。对此，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所写的《审美教育书简》。他认定，从感觉的受动性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过度，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审美的中介。要从不完整的人变为完整的人，首先要使他成为审美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他说：“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见《美学散步》P24）叶朗先生也说：“个体的审美发展，正是使人摆脱片面的‘理性化’，防止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走向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见《现代美学体系》P316）西方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审美需要是人的全部需要中的最高层次的需要。黑格尔断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美学》第一卷P180）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社会的进步是人对美的追求的结晶。”只有在审美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各种因素、人的各种体验才是完全贯通的和谐的。因为和谐完整是美的最基本的特征。审美教育正是全面培养人的本质力量，培养和谐人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物质需要逐步得到较大满足的今天、人们对美的需要必然逐渐成为首先关注的因素，这是人类追求自身和谐的天性所致。

在全部审美教育中，艺术审美教育高于其他诸如自然的、社会的审美教育。诚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见《美学》第一卷P4）这是因为文艺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性，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见《毛泽东选集》P818）因此，重视审美教育首先要重视艺术审美教育。而诗歌审美教育在整个审美教育中处于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人类最早出现的原始文化便是诗歌，正如十八世纪德国著名学者奥尔格·哈曼所说，诗是“人类的母语”。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说：“一切艺术都起源于诗 。”王国维认为，诗为文学的根本。朱光潜认为，诗是文学的精华。他反复强调：“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诗入手。”（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P350）一切艺术都需要诗性思维的营养。唐代诗人刘禹锡早就说过；“诗者，其文章之蕴耶！”所以我们说，诗歌教育是进行审美教育的最好载体。中国是诗的国度。一部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一部中国诗歌史。中国诗歌美学也是中国美学史的一条主线。作为“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毛泽东语）的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心灵的诗，心灵的歌”（高尔基语），是和谐艺术的典范，是审美教育最好的教材。中华诗词教育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审美教育。

中华诗词之所以能够以美感人，以美育人，是由它本身的美的特质所决定的。凡是诗歌都讲究美。正如法国学者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所说：“诗在词语上与美相互平等和同一，因此除了在美中它就不能生存……诗恋美，美恋诗。”中华诗词是最美的艺术。它不仅具有思想美、情感美、意象美、意境美等内容美，而且具有韵律美、语言美、音乐美等形式美。就拿格律诗词来说，它凭藉汉字独有的美学功能，通过押韵、平仄、对仗等方式构成了它的最和谐的美，其精美绝伦的声音回环美、节奏抑扬美、对称整齐美以及词曲的长短参差美是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可比拟的。再拿中华诗词的意境美来说更是无与伦比的。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范畴，它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境生象外、意在言外的基本特征。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意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呈现，包括传统诗词在内的艺术意境与人格是彼此映射和相互涵养的一体两面的东西。人格涵养意境，意境映射人格。正是在意境中可以见出现代理想人格的深厚意蕴。例如，读毛泽东同志的《卜算子·咏梅》，不仅使我们欣赏到词中所营构的意象美、意境美，同时也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人格美。

审美是赏心悦目的活动。审美总是伴随着浓厚的情感体验。中华诗词之所以是最美的艺术，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它的情感特质所决定的。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中华诗词是言志抒情达意的最高最完美的艺术。诗为心声，是人格的投影，是人的灵魂的呼唤，是思想感情的结晶。“诗言志”（《尚书·尧典》），“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诗缘情而绮靡”（钟嵘语），“诗者，吟咏情性也”（严羽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郭沫若语），“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宗白华语）这些至理名言充分说明了诗是最为主情的文学样式。读“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我们总会为诗中的真情实感所感动。正因为这样，钟嵘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美与形式美相融合的中华诗词给读者心灵的感染力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它的美是其它一切艺术形式所难以相比的。

审美离不开想象，诗的美感不仅存在于它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中，更多的存在于读者的想象境界之中。英国美学家爱笛生说：“最能直接打动心灵的是美。美立刻在想象里渗透一种内在的欣喜和满足。”英国诗人雪莱说：“一般来说，诗可以理解为‘想象的表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诗的内在和谐是通过联想来传达的。”而有意境的中华诗词给予读者的是两重想象的美。心理学原理把想象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大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绘，在头脑中形成一事物的想象。创造想象是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的想象。“境生象外”是诗词意境的基本特征之一 。诗词中所写的意象能够引发读者无穷的想象。在诗词欣赏过程中，读者总是首先产生再造想象，即通过阅读诗词中文字的表述，在意想中形成诗词所描绘的情景交融的意象，这是我们在读诗时获得的第一层美感。在此基础上，读者根据诗中意象再进行创造想象，引发生成象外之象，象外之境，甚至境外之境，给读者以第二层美感，甚至更多层次的美感。例如读毛泽东同志的《卜算子·咏梅》，不仅使我们欣赏到词中所描绘的梅花形象的美，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联想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比壮美的历史画卷。人们说，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总是最完美的。我们说，中华诗词所引发的想象中的多层次的美感是最完美动人的。而想象与人的整个心灵、人格密不可分。法国启蒙哲学家、美学家狄德罗说：“想象，这是一种特质，没有它，人既不能成为诗人，也不能成为哲学家、有思想的人、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完全失去这个机能（指想象）的人是最愚昧的人”。（见《西方文论选》上卷P357）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P284）人的想象力与整个心灵的完美，和谐人格的培育密切相关，与人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都密切相关。正因为这样，杨叔子院士强调指出，诗教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提升精神境界，特别是树立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的高度责任感；二是开拓思维潜力，特别是开拓原创性思维的主要源泉。”开展诗词审美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的人格，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对不同人格境界的追求，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人总要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而这种理想境界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艾青在《诗论》中指出：“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我国的教育方针也明确规定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优秀的中华诗词是真善美三者的和谐统一体，这正是中华诗词特有的审美魅力之所在。正如艾青所说，“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诗论》P1）读屈原、陶潜、唐诗宋词元曲，直至现当代鲁迅、毛泽东、臧克家等许多诗人的优秀诗词作品，我们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真善美三者相融相通、辩证统一的和谐人格精神。例如，读唐代柳宗元的《江雪》，我们不仅为这首诗所特有的艺术美所折服，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幻化了的渔翁形象所映射出来的诗人的孤傲清高，忍耐寂寞，坚守信念的人格精神深深地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我们读臧克家的《老黄牛》一诗，总会被“不用扬鞭自奋蹄”所体现的老诗人真善美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人品出诗品，诗品育人品。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我们一手抓诗词创作和研究，一手抓普及诗教，不断涌现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精品力作，不断用真善美高度和谐的优秀诗词作品开展诗教育人活动，使诗词创作和诗词欣赏走上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轨道，这对于培育人们真善美统一的和谐人格必将起到越来越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和谐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的前提。中华诗词审美教育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力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分子，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可能与整个社会和谐一致。民族精神是中华诗词之魂。通过中华诗词审美教育，培育和谐人格，协调每个人与全社会的关系，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心同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一件大事。拿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来说，它是我们每个人人格力量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一个不爱国的人，还谈得上什么人格；一个不爱国的人，更谈不上与社会的和谐。中华诗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梁东主任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多少仁人志士正是高唱着岳飞的《满江红》，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篇，以及‘五四’以来前仆后继的革命者的诗篇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的。”中华诗词给人以思想上的鼓舞、精神上的振奋、感情上的冲击力由此可见。如今，大量优秀的中华诗词正在激励着人们万众一心，同甘共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团结奋斗，这种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共同心愿和行为正是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最好表现。我们读林从龙先生的《过卢沟桥》：“烽火卢沟迹已陈，长桥风物涣然新。东邻未必妖氛净，忍拂残碑认弹痕！”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决不亚于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所有这些，使我们感悟到，中华诗词审美教育能把思想、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教育内容“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将外在的他律的社会行为规范内蕴为内在的自律的人生需要，从而转化为每个人的人格力量，以此来达到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

和谐社会离不开每个人人格的和谐。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出大批优秀诗人和诗词教育专家。我们应该振奋精神，不懈努力，繁荣中华诗词创作，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诗词教育，在全社会积极弘扬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培育和谐人格，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而崇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