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略说诗教可以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大有作为

梁东

同志们、朋友们：

很高兴应杨叔子院士之邀出席这次纪念庆典和学术活动。我受中华诗词学会孙轶青会长的委托，谨代表学会及所属中华诗教委员会对十年来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并愿趁此机会，借用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两句话“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为题向大会通报我会近十余年来在推动培元固本的诗教工程方面的主要实务和基本认识。希望能进一步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管理工作者及广大师生对当代诗教探索的关注。

一、当代诗教是对传统诗教的继承和创新

1993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孙轶青等六位政协委员的联合发言，是倡导当代诗教的先声。1996年，中华诗词学会经过实地考察，命名福建省南安县贵峰村为“贵峰诗村”，成为各地创建“诗词之乡”活动的肇端。1999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第十二次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主任杨叔子院士做了“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的主题报告。教育部周远清副部长到会讲话，热情予以支持。自此，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纳入了中华诗词学会的重要工作日程，并走向经常化。2002年至今，以每年一次的势头，先后在杭州、南京、常德和黑龙江望奎召开了四次上述创建活动的表彰与经验交流现场会。至今，经中华诗词学会授予“诗词之乡”称号的市、县、区、乡、村共有15个，授予“诗教先进单位”的团体和学校共有17个，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还有更多的地区和单位正在奋起效法。与时俱进的当代诗教，正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强劲东风，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蓬勃兴起。这个当代诗教热潮是各地党政领导、诗词以及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创举，其实质是以诗词的教学、吟诵、创作为载体的公民素质教育活动。中华诗词作为当代先进文化之一，在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进程中能够作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倡导诗教是复古吗？”这是当代诗教工作者遇到诸般质疑中最为基本的认识问题。文化、教育界高层和主流媒体至今讳言诗教，也似出于“避嫌”的考虑。因此，对“诗教”正名极有必要。文化艺术和教育史的研究表明外国也讲诗教。从古希腊柏拉图关于诗的道德价值观、亚里斯多德的审美价值观到古罗马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和19世纪德国歌德的求知与道德的双重价值观，都从不同的视角触及到了作为艺术之祖的诗的客观存在的教化功能。但诗教无疑更具中国特色，不仅有记载的诗教实践（已盛于春秋战国时代）更早于西方一千多年，且基本上维持了延续性。以孔子为代表关于“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不学诗，无以言”、“思无邪”、“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的儒家诗教观远比西方的诗的价值观完整而可操作，因此称诗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粹，当之无愧。说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识，于史有据。

儒家诗教在我国承传沿续了二、三千年，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华诗教是少数幸存的传统文化之一。这是因为随着白话新诗兴起，传统诗虽逐渐退出主流文学舞台，但依然活跃在民间，且以诗“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在新诗中并未弱化，因而可称之为新诗教。建国以后，毛泽东诗词一枝独秀，成为当代的“诗三百”，堪称毛泽东诗教。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新诗与传统诗虽仍有朝野之别，但新诗渐趋边缘化而式微，传统诗在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却如离离原草，春风又生。以中华诗词为主要载体的当代诗教如雨后春笋，体现了传统诗教的顽强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

当代诗教不是儒家诗教的翻版，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我们不妨先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视角回顾最近十余年来，中华诗词学会推进诗教的做法与效果，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例因诗教而引起的负面效应。为配合本次大会的主题，大会组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特邀了中华诗词学会的诗教工作基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代表与会。该院开展诗教试点工作七年来，诗词创作与鉴赏渐次进入了“大学语文”、“思想品德”等第一课堂、选修第二课堂和人文之旅等系列诗文化活动第三课堂；该院兴华诗社被评为浙江省高校优秀社团。社刊《兴华诗教》已扩展为对开双月版《中华诗教》，成为中华诗教委员会的工作内刊，为全国诗教提供信息窗口和交流平台。先后正式出版过两本诗教教材，其中之一《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成为全国首部被省级高教学会推荐的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重点教材。参与诗教互动的师生达数千人次，有诗教论文数十篇、诗词创作数千首公开发表，并结集出版。诗教渗透到了办学理念、学校管理、教学科研、心理咨询、社团活动、环境氛围等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锻炼了人才，促进了精神文明。以诗教为重心的人文素质教育体系被浙江省教育厅确认为该院的办学特色，人文品牌效应使硬件设施并不占优势的该院连续两年在全省同类院校的招生分线排序中保持第一。他们与中华诗词学会联建中华诗教促进中心并投入运行，正在使该院发挥作为学会命名的全国首家高校中的“诗教先进单位”的示范作用。对当代诗教理论、实践的大胆探索使他们走出了一条诗教育人、人文兴学的创新之路。交出了一份当代诗教不可能是倒退复古的完满答卷。

该院兴华诗社受中华诗词学会委托，就当代诗教对贯彻中央先后颁行的有关教育与道德建设问题的两个《纲要》、两个《意见》的作用问题，对1000名大学生、100名高中生、50名初中生、100名小学生和部分教师进行了问卷、座谈和个访相结合的调查。主要结果表明：在上幼儿园前就受传统诗词启蒙的比例分别是小学生为40%，中学生31.5%，大学生为21%，表明诗教开展的与时俱进。在“当代诗教是否有助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调查中，有54.12%的小学生、40%的中学生和44%的大学生喜欢古典诗词是因为其间蕴含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45.88%的小学生、38.95%的中学生、54%的大学生和100%的教师认为当代诗教可以使人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在当代诗教与推进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中，89%的大学生认为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也有必要学习古典诗文。65.26%的中学生和66%的大学生喜欢抒情诗，56.8%的中学生和48%的大学生喜欢诗情画意的写景诗，表明诗教是移情、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有44%、46.96%、42.35%的大、中、小学生在诗教中明显感受到了以想象与创造为要素的写作能力的提高，有87%的大学生、54.75的中学生希望学习诗词创作。表明诗教，尤其是诗词习作能有效开拓智力空间，并被多数青少年学生所乐于接受。

对传统文化无感情、有偏见者断言“传统诗词是夕阳文学。”理由是眼下搞传统诗词创作者群多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传统诗词当代创作的语感和语境也已不适应于反应时代精神。果真如此吗？上述调查结果已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责难。根据我们的保守估计，目前仅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就有万人；遍布各地的各级诗词学会和诗社组织数以千计，诗刊、诗报与之相应；从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的活动规模看，诗词创作队伍约有几十万人；从世纪之交，教育部在中、小学语文课中大大增加了传统诗文的情形看，涵咏其中的青少年数以亿计；略知一、二，沾濡涓滴者更是遍及国人。这进一步说明中华诗词不仅不是什么“夕阳文学”、“银发工程”，而是当代文苑中最具民族性、大众化和生命力的老树新花。诚然，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中老人居多，作品量优于质的现象的确存在。有鉴于此，中华诗词学会正在全力打造诗词创作的“精品工程”，尽心培育青年作手。更寄希望于校园诗教，大雅扶轮，存亡继绝。传统诗词中兴的曙光已现端倪。

在推进诗教的实践中，我们不能无视传统，更要对传统文化继承创新，与时俱进。诗教历史照示我们：即便是五四前二千多年的儒学诗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温柔敦厚”说本就是汉儒对孔子诗教说的补充；唐韩愈已有“不平则鸣”之说；白居易更发“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清黄宗羲则认为诗人可以“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王士禛又以“一唱三叹”来发挥，认为“温柔敦厚”就是含蓄蕴藉，韵味无穷。沈德潜更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今天看来，“温柔敦厚”就哲学层面说，是和谐世界观的形象表述；就方法论说，是中庸观的人性传达；就诗歌艺术说是含蓄、韵味之所本；就诗歌功能说是和平发展时期谐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是诗教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极待重新认识的宝贵遗产之一。在诗教的继承与发展诸问题上皆应作如是观。

二、当代诗教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有一台中央台的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为主题词的现场采访节目感人至深。主角是几十位已届耄耋之年的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友。他们一如既往地以满腔爱国忧民的热忱，以清贫孱弱之身，为希望工程呼号奔走，成绩斐然。这台节目的主题词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几句。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临时组建而成，物资条件极其艰苦：设施简陋，经费匮乏，温饱无着。在“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的颠沛流离中，“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的读书报国之志不稍懈，充满了“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期待与自许，誓志“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校歌）我们仿佛又一次听到了岳武穆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联大校歌与“刚毅艰卓”的校训共同体现了一种联大精神，这是根植于民族人文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现代大学精神，靠了这种精神，才能至刚无畏，毅然而对，艰苦卓绝。在西南联大存在的短短数年间，就靠了这种精神，又由于许多大 师级各教授的支撑，先后走出了160位之多的两院院士。其中就有诺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中国当代科技的领军人物邓稼先、朱光亚等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现存的联大校友的余热奉献正是这种联大精神的延续。

今于重振联大精神，是高等学校当前呼唤传统文化、重建精神家园的需要。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在地球村里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希望、祖国未来的当代大学生应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来应对环伺的各种挑战，是摆在文化教育工作者尤其高校师生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2004]16号文件）所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大学生的成长，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竣的挑战，在种种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下，“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几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根子上说，都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民族精神家园意识的迷茫关系极大。

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粹和内核？无疑是哪些蕴含在经历了几千年大浪淘沙而留存至今的典籍和优秀传统艺术载体中的文化元典精神。元典精神可有不同的表述，如果从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基因的共同价值取向层面上概括元典精神，在中华诗词中有着系统、形象而通俗的传达。谭嗣同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爱国忧民；屈原诗：“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余将董逃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节操正节；刘禹锡诗：“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求真远志；李果诗：“石笋排空山石清，范公祠庙俨峥嵘。独从天下关忧乐，尚想胸中富甲兵。”廉洁奉公；杨敬之诗：“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准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尊贤尚能；杜甫诗：“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谦虚礼让；孔平仲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斜阳。”勤劳朴实；李商隐诗：“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白居易诗：“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惜时爱物；赵孟頫诗：“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高雅情趣；李白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挚于友谊；杜甫诗：“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齐家睦邻；无稹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商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纯真爱情；张九龄诗：“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勤学勉行；陶渊明诗：“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进德修身。这就是诗化的元典精神、艺术再现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永继的中华诗教精神。更是前述以联大精神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精神之所本。

元典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凭借经典而流传有绪。在经典的传习中，据朱自清先生的考证，《诗》经为诸经之首的地位，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确立，在汉武帝时代的五经之教中，正式有了《诗》、《书》、《礼》、《易》、《春秋》的排序。后世的儒者把先秦和汉儒特指的《诗》经之教泛化为包括一般诗歌创作的诗教，唐玄宗开设科举，除五经外，还以诗赋取士，进一步强化了诗教在承传经典中的特殊地位。并且在教书育人的校园文化中代代相传。

一般认为：校园文化主要指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其中观念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校园精神主要指价值判断，理想模式、思维方法、道德情操等因素，构成的校园观念文化的灵魂。建设校园文化本质上就是要培育校园精神。

正如中共中央16号文件所指出，大力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是当前开拓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们认为，建设校园文化在当前极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切实解决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重心的民族文化和元典精神承传断层的问题。近年来兴起的青少年诵读经典工程，与推进中华诗教在重整中国文化断层的工程运作上存在交叉与某些重合，在目标构想方面可说是异途同归。但在内含、对象与作用机制及效果方面又是各具特点的。

由于诗教以诗词艺术为载体，通过教学、吟诵和创作等手段能使人直观形象、潜移默化地领悟诗义、诗旨等精神内含，因而不分老幼，少长咸宜，具有受众相对普及化的优势。尤其是诗教在作用机制和效果上除了调动记忆力激活智能以外，还具备发展形象思维、开拓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改变智慧品质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诗教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教育，其功效最大化的关键在审美和陶情，目标在养心立德，健全人格。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教养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众所周知，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鲍姆嘉通的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中。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更说：“诗在词语上与美相互平等和同一，因此除了在美中它就不能生存……诗恋美，美恋诗。”固此诗教培育审美品格进而养心立德、健全人格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我国近现代美育教育家的共识。至于诗教陶情，在我国早受关注。先秦诗乐不分，在《尚书》、《周礼》、《乐论》中都有诗乐陶情的记载，《礼记·乐记》则更明确指出：“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滋）谅之心，油然生矣。”“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正是诗作为抒情艺术的典型具有“感人”、“治心”、“反（返）情”等特性，朱熹据以引申出诗之所以为教的理由。诗教的审美、陶情作用使“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因此，诗教历来被视作精神内化、道德自律，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寓教于乐”，因此文化素质教育要切合当代青少年的接受心理，要采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此，还须作点分析，“乐”指情感愉悦，煽情乃至无节制的渲泄都可达到浅俗的愉悦满足，这是快餐文化、网络中的庸俗文化得以喧宾夺主的深层次原因。情感活动要有审美引导，因而蔡元培当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审美快感才是高尚的情感愉悦，从这一视角看诗教与交响乐具有同一品格。

有研究表明：诗歌疗法在减轻大学生心理压力方面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可行性方案，并有实证。详见《中华诗教》报27期斯静亚文章《润物细无声》。

还有人认为，眼下在各级语文教育中已大大加重了古典诗文的份量，再讲诗教似乎喋喋不休。其实，即使仅把诗教视为语文和艺术教育的内容选项之一，也没有理由不鼓励创作。不搞创作的语文诗教和艺术诗教的效果不难从不要写作、不要练字的语文、书法教学的后果去想象。更何况我们倡言的当代诗教，作为立德、启智、审美、陶情、健心从而促进青少年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功效最大化必须依赖吟诵、创作并重才得以实现。这是当代诗教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搞创作的诗教，只能称为古典诗教或古董诗教。再则，从审美的“内模仿”视角说，创作过程是理想人格追求、模仿、塑造的主动过程，情感因激荡而升华，崇高或优美都能在此时此刻溶入血液、化入头脑、铸入灵魂。尤其是大、中学生阶段正是诗心激动、诗情炽热、诗智开放的黄金时期，更应大力提倡诗词习作。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让固本培元的当代诗教更大步地进入大学校园，让大学文化建设、大学精神培育扎根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让当代大学的育人事业更加枝繁叶茂、硕果光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