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临界状态，中国古代人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懂得“诗者，天地之心”

　　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

在唐诗宋词中走上“回乡”之路

　　如同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总是呼喊父母一样，在各种临界状态中，最容易见出不同民族的精神本性。如果是德国人遭遇挫折，我想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在音乐中是“一切民族之王”。如果中国人遇到挫折，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侬家自有麒麟阁　第一功名只赏诗

　　这两句诗大家应该不是特别陌生。它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整天泡在诗的虚幻意境中，而是古代文人在科场失意之后的一句气话。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句气话，像柳永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试想，在人生理想与事业受到重创之后，一个读书人不是想着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不是在痛定思痛之后改弦更张，不是选择“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异性的肉体与话语中排遣生命的焦虑与痛苦，甚至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疗救与慰藉，这当然是大有深意可寻的。中国古代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则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学精神》，2006年海南出版社《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一）。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不仅在于生理基因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文化基因的差异。如果说前者直接反映在肤色、毛发与体质上，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精神本性与文化传统。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如果说不同民族对过去与未来必须承担什么职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防止人类文明走向同质化。在这个意义上，重提“第一功名只赏诗”，就是找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战线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诗性文化，我们就不可能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更重要的是，作为诗性文化的精神后裔，如果我们的身影失踪了，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承担这一职责。

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文化形态

　　以“诗性智慧”为核心，不仅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清晰肌理，也可以建构出与西方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在《中国诗性文化》（海南出版社《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2006年修订版）中，我把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阐释为“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

　　按照维科的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从源头上讲，诗性智慧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从现代意义上讲，它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用中国哲人的阐释，其具体内涵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的“一元论”。在人类之初，由于具有思考功能的理性意识尚未产生，所以在主体与对象、感性与理性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对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原始食物链在自然变化中突然中断，才终结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流的原始和谐关系。

　　人类学家指出，原始民族的精神核心是“永生的信仰”。由于原始民族意识机能极度不发达，他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这个原始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们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古老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也是这样，大自然与人类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斗争必定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中国模式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世界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

　　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但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斗争的机械原理不同，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共振，才真正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深度精神存在———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

　　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在诗性智慧的光照下，每一个生命都流露出它们最美的容颜———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敖陶孙《敖器之诗话》）

　　它是历史，但决不同于事实的流水账，而是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的内在生命节律———
　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国风雅颂，温厚和平；离骚九章，怆恻浓至；东西二京，神奇浑朴；建安诸子，雄赡高华；六朝俳偶，磨曼精工；唐人律调，清圆秀朗……　（胡应鳞《诗薮》）

　　它是精神札记，不同于零碎的随笔与小品，从中可以直窥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
汉诗朴处似钝，其气为之也；魏诗壮处似露，其才为之也；六朝诗典似方，其学为之也；初唐诗赡处似滞，其格律为之也（毛先舒《诗辩坻》）。

　　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与诗这样相濡以沫。也没有哪一种智慧，可以使深层之理、客观之事与主体之情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懂得“诗者，天地之心”。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而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更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者是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那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不相信吗？就去读一下唐诗与宋词。

“诗化的感性”以唐诗为最高代表，“诗化的理性”以宋词为上乘境界。

　　以唐诗言———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这是诗性智慧的感性，与“浮士德精神”迥然不同，尽管都有生死的焦灼与痛苦，但由于感性冲动与理性原则没有闹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所以诗性主体决不会以自虐、自戕的方式自绝于世界。

　　以宋词言———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

　　这是诗性智慧的理性，它的识见不脱离人间的烟火与情怀，而且与但丁的《神曲》完全不同，尽管没有宗教的力量与意象，也决不会向下堕入肉欲中。

　　当然，“情”会有控制不好的时候，会显现出阴森幽峭的一面，如———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贺《秋来》）。

　　同时，“理”如果上升得太高，也有异化为“天理”的可能，如———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间。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颢《秋日偶成》）。

　　但总体说来无伤大雅，相反还显示出诗性文化在生态上的多样性。如果说以日神精神为代表的理性与以酒神精神为代表的感性，既是西方民族精神的主要类型，同时也最能表达他们的精神本性，那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使我们与其他民族真正相区别的，是以唐诗为代表的诗化的感性和以宋词为代表的诗化的理性。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唐诗宋词，使古老的诗性智慧获得了现实的形态，同时它们也再生产着中国民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越来越诗性的本质特征。

　　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也可以说，不读唐诗与宋词，就不会了解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朱子说，读书目的在于“变化气质”，也可以说，如果不能在“讽诵之声”中改变人的野蛮与粗俗本性，那就只能永远停顿在一种“未成年”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中。

在唐诗宋词的平仄中踏响我们的回乡之路

　　古典诗词是中国诗性文化的载体，所以对于诗词一艺，与西方人一般的审美鉴赏不同，在它身上负载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从远处看，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古典世界中，它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进入上层建筑，也融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只与古代人有关，对此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诗词之美》，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四）？

　　简单地说，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切近一些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两个字眼引人注目，一是“文明的冲突”，二是“文明的对话”。无论你赞同何者，最重要的是先弄清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只有这样，才会有真实的冲突，也才可能发生真实的对话，否则上演的只能是一场“三叉口”闹剧。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是诗性文化，西方文明是理性文化，这不仅是冲突的根源，如果有对话的可能，那也只能发生在它们之间。今天看来，最大的问题是理性文化的霸权化，而最可怕的后果是，它对诗性文化的“误读”与“现代阐释”，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诗性文化普遍的茫然无知以至于麻木不仁。如果一个身上流淌着诗性文化血液的民族，只能与西方民族的“情”与“理”交流与共鸣，如果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能成为专家之学或尘封在图书馆里，这不仅只是一种尴尬与悲哀，更重要的是不会有什么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开始。由此可知，读诗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古人所说的“诗者，天地之心”。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惊呼中国国民阅读率连续六年走低，但如果追问一下，即使在有限的阅读中，又有多少是唐诗与宋词呢？

　　往事越千年，晋代名士嵇康临刑，曾感慨说：“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以今而言，如果对诗性文化的式微无动于衷，继续听之任之，那么，曾延续了几千年的“讽诵之声”也将很快在中国大地上走向彻底的沉默。（作者刘士林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共四册：《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性文化》、《中国诗学原理》、《中国诗词之美》，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 2006 年 9 月 21 日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