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化与自律
——略论校园诗教在加强和改进小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孔汝煌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 2004 年 3 月 22 日 颁布以来，理论界就如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围绕民族精神、道德机制以及它们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多视角的研讨，也引起了诗词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就中华诗教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诗教育美内化民族精神、诗教移情与道德自律和振兴诗教刻不容缓等略述管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正方家，从而更好地认识诗教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一、中华诗教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意见》深刻指出：“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这个“严峻挑战”主要是指在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信息全球化条件下，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对精神环境的污染，“从而产生对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以“厅”、“吧”和网络文化为例，小小年纪“享受”着歌舞厅、按摩厅、电子游戏厅的“厅级待遇”，网吧、演艺吧、聊天吧把一个个小公民“扒”进泥潭。有人对北京市6个城区53所不同类型中学的3000名初高中学生的上网状况做过调查，结果发现有22％的被调查学生浏览过色情网站，19.6％的中学生上网聊过两性话题。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近年对6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表明，未成年犯中80％以上经常光顾网吧、电子游戏厅、录像室；在喜欢上网吧的未成年犯中，每天上网2小时以上的占86％，4小时以上的占20％；暴力游戏和色情网站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催化剂，许多未成年人初次接触色情网站的时间在13岁前后，玩血腥电子游戏的时间更早。
作为未成年人榜样的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某些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就诚信而论，考试作弊成风，作业、论文、实践报告抄袭或请人代做绝非个别，借书不还、约见失时等不守信行为比比皆是，网上说谎极为流行，择业自荐信弄虚作假司空见惯。
社会的人文环境情况如何？ 2004 年 4 月 10 日 浙江首次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结果是：“孔子是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GDP’指什么？‘三个代表’有哪些内容？被誉为‘凝固的音乐’的艺术样式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测试结果显示，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比例为7.5％。
在社会风气、道德环境的“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这就是以唤起民众、弘扬正气、净化社会、建设文明为己任的当代文化工作者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所幸的是，我们同时还面对着一座以民族先进文化的精粹——中华诗歌为重要载体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宝藏。自屈原高吟“虽九死其未悔”、“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而后，爱国忧民便成为中华诗歌的主旋律；早在春秋时流传的《楚人诵子文歌》：“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成为历来士子官宦砥砺廉隅、勤政守法的座右铭；《诗经·大雅·烝民》唱出了礼义即美德的颂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诗经·鄘风·相鼠》），则直接表达了鄘人对无礼之辈的咀咒；《诗经·郑风·羔裘》赞美生死不渝的诚信直道之人：“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李贺高歌的忠信死节之士一直是君子修身的楷模。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到白居易的“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欲与元九卜邻，先有是赠》），中华诗歌中的嘤鸣友声不绝于耳；“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是李商隐对古代齐家治国的经验总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是曹操唱响的生命不止，自强不息的赞歌；“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题<红楼梦>诗》）是曹雪芹苦心孤诣的敬业咏叹；“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据说是于谦十三岁时就矢志奉献的誓言。
《意见》在论述未成年人思想道建设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大力普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做起”，这既是中华诗歌的精华和灵魂所在，更是中华诗教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二、诗教育美，内化民族精神
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理论界据以演绎出民族精神的种种具体内含，归纳认为，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民族的基本素质和共同品格；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源；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之所本。还是看看中华诗歌对民族精神的精要而形象、激情而理性的诠释：刚健自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读<山海经>》）；贵公贱私，“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忧患自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贵和尚中，“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苏武《骨肉缘枝叶》）；正道直行，“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鲍照《代白头吟》）；求是务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聿》）。
中华诗歌作为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独特而有效的载体。内化民族精神，使之植入未成年人的灵魂，溶入小公民的血液是当代中华诗教与时俱进的责任。
通过诗教，提高审美素质，完善人格是内化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审美素质包括正确的审美观念、健康的审美情趣、各种美（社会的、自然的和艺术的）的欣赏、评价和创造能力以及人格精神等方面，是一种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精神素质。目前，中西方关于人格的认识趋于相对一致的观点，一是从心理学角度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可称之为“心理人格”；一是从伦理学角度认为人格是人的一种社会特质，是与人的社会地位、作用相统一的道德品质，可称之为道德人格。席勒（1759-1805）在《美育书简》中曾精辟地概括了审美素质与道德人格的密切关系：“教养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
艺术教育是使人成为“审美的人”从而成为“道德的人”的最有效的途径。作为一切艺术之本的诗更是与审美与生俱来。如所周知，审美的依据——美学一词就首先出现在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1714-1762）的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中。法国哲人雅克·马利坦（1882-1973）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说：“……诗在词语上与美相互平等和同一，因此除了在美中它就不能生存……诗恋美，美恋诗。”中华诗教早期与“乐”教不可分离，显示了我国诗教先天的审美品格。孔子的“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说是儒家诗教的功能和效果尺度，实质上都可归结为那个时代的审美价值观，我国的诗教美育也因此而得以承传二千多年，在培育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人格，形成并内化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建国以来，以毛泽东诗词、诗论为标志的毛泽东诗教在打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代新人的素质、道德、精神、人格方面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感同身受。尤其是毛泽东前期诗词影响至大，它端正人的审美价值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提高人的诗性审美能力从而健全审美认知结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激发人健康向上的审美情感；“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天若有情天易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诗词是提高人的审美素质的活教材，启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完善人的道德情操，养成人的团队精神，从而全面提升道德人格。毛泽东诗教在弘扬、培育、内化现代民族精神方面的贡献泽被当代，荫及后世。这雄辩地证明了中华诗教历经劫难而得以永葆青春的顽强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于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的自身品质。
三、诗教移情，道德自律
《意见》在论述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遵循的原则时指出的“坚持知与行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堂教育，更要注重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注重自觉实践，自主参与、引导未成年人在学习道德知识的同时，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强调了以往相对于认知教育，实践、体验、养成教育的缺失，即相对于理性教育而言，情感教育的不足，而后者往往是养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更为根本的途径。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情感在道德人格中的作用：“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转引自陈新汉《审美认识机制论》）。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损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夏完淳《别云间》），为国献身，义无反顾，无不激情盈胸、豪气干云；革命战争年代的忆苦思甜成为阶级教育的法宝，延安演《白毛女》，同样苦大愁深的革命战士竟忘情地向台上黄世仁开枪；和平年代的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日记》）；崇高的民族精神和自觉的道德行为的“本质力量”除了理性智慧的闪光以外，无不同时饱和着超越自我的“激情”和“热情”。
诗教内化民族精神，促成道德自律的关扭在于它对陶冶人的情性有独特作用，中西诗论家对此有所共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认为诗是对真理的模仿，要求诗人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法则教育青年人，柏拉图强调的是诗的道德价值（见《理想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比柏拉图进了一大步，指出了诗的价值在于陶冶情感。他在《诗学》中论悲剧（欧洲古典诗主要是悲剧、史诗和叙事诗）时指出：“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则融合二者，他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处，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诗教主张实质是强调诗通过其独特的陶情作用达到教化目的。
中国的古典诗论对诗的陶情功能的主张比欧洲诗论家更周详而系统，根源是中国诗向以抒发情性为主体。《尚书·虞书》记舜的一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至少说明二层意思：一是乐教就是陶情移性；二是诗和乐是不能分割的整体。这后一点，《周礼·大司乐》说得更具体：“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乐教是包含了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教化。荀子（约前313－前238）在《乐论》中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也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先秦的诗乐陶情理论成为后世诗教推行者的认识论支柱，如唐代白居易曾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指出了诗的情感、语言、声律、义理都能感化人心，但动人心弦、陶情移性的最根本因素是触发情感。
诗乐之教潜移默化人的审美情感、审美趣味，养成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和爱心习惯，从而在审美活动中将这种善良和美好的情感还赋于对象，促成道德感情的升华。这个高尚情感的内化过程是由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转化的动力机制。
关于道德行为的动力由他律还是自律的问题是中西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难题。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的行为经常处于代表价值标准的理性的制约之下，即理性是道德行为的源头。问题是这个理性是否具有活动能力从而直接决定或产生道德行为呢？如果是，即道德是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就是自律；反之如果理性没有这种能力，不能直接决定道德，那么道德不是对理性的服从，这就是他律。孟子（约前372-前289）的“良知”、“良能”说肯定人性本善，天赋道德，也重视后天的教育使人存心养性。孟子的道德本心说被后来的宋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和陆九渊（1139-1193）一派的心理合一说所继承，是道德自律说的儒学表述。而宋儒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一派则主张理性不具有主动性，须“格物致知”即须借“致知”以“穷理”，通过知识来激活理性，从而决定道德，这是道德他律的宋儒表述。西方哲学史上，也有过道德本源的类似争论。休谟（1711－1776）也认为理性完全无力，善与恶的行为完全受制于感情。由于认定理性不能成为道德的源泉，休谟提出了“是”与“应该”的矛盾问题。即“是”（理性价值观）如何过渡到“应该”（道德行为判断）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麦金太尔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目的论体系试图解决体谟难题，实质是强调在理性之上，必须有一个人生目的作指导，才能产生道德，从而跨越“是”与“应该”或即理性与道德的鸿沟。这是道德他律转化为道德自律在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典型表述。
我国古典的诗（乐）教理论强调通过陶冶情感，激活理性，规范行为，产生道德。《礼记·乐记》指出：“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即说，诗乐发自内心，也通过内心而起作用，即诗乐可以陶情内化，从而使道德自律，而单纯的道德规范即理性本身不存在主动性，只是一种外在的制约，是道德他律。“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按孔颖达的解释是：“言能深度详审此乐，以治正其心，则和易，正直、子爱、诚信之心油然从内而生矣。言乐能感人，使善心生矣。”这是强调诗乐之教使伦理内化，心理合一。不是教训强加，而是引导感化。《乐记》接着指出的“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更是十分关键，按孔颖达的疏注可理解为：君子应拒绝邪恶事物的诱惑，使人的感情反回正道而与美好志向相谐和，以一切善的事物为榜样，成就自身的美好德行。宋朱熹正是据此引申出诗之所以为教的理由，他在《诗集传序》中指出《诗经》是经过孔子“反情以和其志”的选择，已达到“思无邪”的标准，这就是《诗经》具有教化作用的根本原因。这是诗教移情，激活理性，内化伦理，规范行为即诗教使道德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最简要、精当的论述。
四、振兴诗教，刻不容缓
诗之为教的“治心”效果因“动于内者也”、“反情以和其志”而非“动于外者也”的“礼”的强制制约所能替代。《毛诗序》中说：“故正得失，动于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剌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诗教修治齐平的功效在当时无与伦比。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诗在当时成了人际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心交感的主渠道。“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诗成为当时的士夫明道、抒情、言志的主载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这从反面证明了白居易的一些有寄托诗作触动人心的效果。他的讽喻诗代表作之一，“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唯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一读兴叹嗟，再吟垂涕泗”（《伤唐衢二首》之二），《秦中吟》的反响强烈如此。“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失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是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同道好友张籍作品的读后感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之为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效能独特。
但白居易辈的诗教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未能真正实现，“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与元九书》）；“时无采诗官，委弃如尘泥，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读张籍古乐府》）。
席勒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在《美育书简》中提出称之为“游戏说”的美学理论，它认为，诸如诗、艺术和美这一切与儿童游戏相类似的“无用”的事情，其实是人生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即“最有用”的事情；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这类事情，便标志着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的奴役。美国的诗人哲学家桑培耶那（1863－1952）据以提出“美感说”——“快乐论”，他认为诗所具有的认识价值和道德价值等，都可还原为审美价值，“当真理再无其它实际的用途时，真理就宛若一片风景。对它的快感是想象的快感，它的价值是审美的价值”（《美感》）。诗人、美学家们对诗与人性关系的瞻望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将最终实现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彻底自由的预期相一致。
我国当代社会，政治清明，言路广开，传媒发达，教育普及，诗教的社会环境之优越非白居易所叹息的时代可比。所缺憾的，只在诗的群众基础的缺失，既少知音，“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便无从谈起。为弘扬诗教传统计，为存亡继绝计，为改进和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计，推广、深入校园诗教的工作刻不容缓，任得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