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教文化与校园文化
一、民族文化与诗教文化
什么是文化？狭义来说，即主要指精神方面的内容，与精神文明同义。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源泉，传统的民族精神可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整体主义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精神；“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义利兼顾价值取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勤劳简朴、诚实守信的求实精神；“仁者爱人”、“成人之美”的友爱思想；“推己及人”、“能近取譬”的修养方法。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应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主流意识的精神内含。当代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公民道德方面的体现，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的基本道德规范；在社会理想方面的体现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华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中华诗教是以中华诗歌为载体的教化、修养方式，这种特殊的教化、修养途径与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教文化和诗教精神。
就中华传统诗歌而论，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骚人墨客或言志抒怀，或缘情绮靡，佳作如林，警句似贝，启人心智，动人心魄。形象表达爱国忧民、节操正气、求真远志、廉洁奉公、尊贤尚能、谦恭礼让、勤劳节俭、惜时爱物、高雅情趣、挚于友谊、齐家睦邻、纯真爱情、勤学勉行、进德修身等中华美德和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诗教文化就是有益于教化、修养的诗化了的民族文化。
二、教育理念与诗教文化
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校园观念文化的精粗高下，决定着学校教育的成败得失。
先秦有所谓六艺之教，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科，《礼》即指反映当时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乐》教是包括了音乐、诗歌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艺术教育；《射》即射箭，《御》即驾车，两者有军事体育性质，但也是重要的生产技能；《书》教大约类似于政治史教育；《数》即算术，也指技术、方术、运数，因此，《数》教大致是算度、预卜之教。可见先秦的教育理念是德、智、体、美全面兼顾的。先秦或汉以后还有另一种六艺之教，《史记·滑稽列传》指出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即后来所说的六经，其中《易》经主要是先民的占筮书，大约与六艺之教中的“数”教有某种联系；《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也是一部春秋列国的通史。六经之教与六艺之教的区别是明显的，一是《诗》、《乐》分离，《诗》教由此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时间至晚在司马迁著《史记》的汉武帝时代。其二是显著地强化了人文教育，而对军事、科技教育大为弱化。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区别与变化大约与社会由列国争霸到王朝一统，由崇尚武功转向文治，从而对人才有了不同的需求有关。汉武帝时又有所谓五经之教的说法，即《诗》、《书》、《礼》、《易》、《春秋》之教。相比于六经之教，《诗》教的地位进一步有了加强，一是成为了诸经之首；二是取消了《乐》教，即把原有“发展和”即感发中和性情的《乐》教功能转移到了《诗》教方面。由《诗》附从于《乐》，到《诗》、《乐》分离，再到使《乐》附从于《诗》的变化反映了艺术教育观念的进步。后世的儒家学者把先秦和汉儒特指的《诗》教加以扩展为泛指一般诗歌创作、诵读教学的“诗”教，并使之延续了二千多年，足证诗教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教育理念的核心部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礼记·王制》还提过“四术”，从诗、乐分离来看，很可能是六经之教的简化，省去了《易》与《春秋》这可能与培养不同规格的“士”的教育层次有关。隋、唐在教育体制上多沿袭汉制，唐玄宗时期开设科举，除五经外，还以诗赋试士，这个传统一直维护了废科举之前的一千多年，诗教文化的地位在教育中说是至高无上并不为过。宋代以《孟子》升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配合。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教材，五经便成为了培养士的高级教材，合称四书五经。《诗》虽不在四书之内，但《诗》之为教的许多基本观点均反映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中，且诗歌创作成为学童的入门课业。因此四书五经之教使诗教文化走向民间，走向普及教育。
三、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
一般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校园精神是指由价值判断、理想模式、思维方法、道德情操等因素构成的校园观念文化，他比同居校园观念文化的教育理念更具整体性和抽象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这应算作我国最早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形象地写照在优秀的中华诗歌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仍觉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诗教文化。
北京大学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中心之一。涌现了一批文化、思想、学术乃至革命的大师、导师级人物。正是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民国初期已声名狼藉的旧北大（前身是因循守旧的京师大学堂）才起死回生。蔡元培改造旧北大的功绩主要是：一、提出“读出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二是倡导学术思想上的“兼容并包”，主张中西文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现今的北京大学校歌的结尾是：“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这就是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北大校风，北大文化，这其中诗教文化、诗教精神依稀可见。
著名的存在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的颠沛流离中，“尽笳吹，弦涌在山城，情弥切！”读书报国之志不稍懈。誓志“多难殷忧新国远，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校歌），我们仿佛又一次听到了岳武穆壮怀激烈的《满江红》。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根植于民族人文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现代大学精神。唯其如此，才能至刚无畏，毅然面对，艰苦卓绝。北大、联大的成功教育实践，主要是兼容并包、继承创新的现代校园精神的胜利，更是无处不在的“爱国忧民”、“节操正气”、“求真远志”、“艰苦奋斗”等以诗教文化为标帜的传统文化的辉煌，也是诗教文化优秀传统在现代校园精神、校园文化中的延伸。
杨叔子院士原创性地提出了中华诗词是人文，也是科学的论断，展示了诗教文化在培育当代校园精神与校园文化中的可行性前景。
四、校园文化与诗教文化
校园文化是文化按行业分类方面的一个子集。校园文化主要是指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其中观念文化即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这些文化内含渗透在学术、教学活动和以德育人这两条主线之中。
当代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博大精深的包括诗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为依托，扎根于传统民族精神的肥土沃壤之中，与当代民族精神的桢干繁花共生共荣。
纵观现今的中华诗坛，新旧诗体，花开两朵，各秀一枝。传统诗词的非商品属性以及与民族文化生而俱来的传统缥缃气息，使他在当代既辉煌又尴尬，一方面民间从事传统诗词创作者数以百万计，略知一、二、沾濡涓滴者更是遍及国人，可见中华诗词在当代的普及和走向大众趋势。有诗便有诗教，随着当代中华诗词的勃兴，中华诗教也已由个别、分散、自发逐渐走向局部的规模化、和相对自觉。但重吟诵赏析，轻创作薪传，只读不练的当代语文课教诗模式仍占主导，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只是跛足的教诗，而完全不同于以吟诵带创作，且主要从创作中探索人性的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并回归人文美学本体的诗教。主流舆论也一般讳言诗教。这就是日趋兴旺的当代诗词和当代诗教面临的窘境：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又怎能使其在振兴民族精神的校园文化建设中重现辉煌？
如何链接民族精神、校园文化和诗教文化三者？认识是关键。不妨从诗者与教者两个方面对同一命题加以审视。就诗者即诗人和诗词组织来说，实施“精品工程”、实现“精品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和希望就在于对诗教，尤其是校园诗教有清醒的认识，才会有真正的甘为人梯的孺子牛精神，才会有真正的视校园诗教为诗者天职的自觉和热情。设想每一位能诗者成为一名青少年学子诗性觉醒的启蒙者、引路人，那该是何等壮伟的诗教景观！设想诗人们在创作“精品”的同时，多一点“精品”对青少年学子的影响的关注，既不会降低精品的品格，又能使以诗为教的传统与时俱进，又该是何等的功德无量。若从教者，即各类各级教育行政者、管理者乃至广大的教师的立场看，似应认真回顾教育理念决定教育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提高对当代校园文化建设在兴学育人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从教者的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大、小园丁们值得关注一些地区、一些学校的诗教先行者的成功实践：把诗教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视野，把凝聚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诗教文化、诗教精神作为教育之树的基肥和除虫剂，视作教育理念、校园精神与行为文化的沟通桥梁之一，无疑是学子之幸、教育之幸、文化之幸。2004.10
（录自2005.12《中华诗教》29期；曾载于《齐长城诗刊》2005特辑，收入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1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