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为何是诗教文化

孔汝煌

诗教在认识论上首先要回答是什么—本体论，才能进一步认清为什么—功能论，以及怎么办—实践论。当代诗教对功能论与实践论已有较深入的讨论，突出的成果如以杨叔子、梁东为代表的“内外功能统一创新”说：对外可观、兴、群、怨；对内可立德、启智、健心、燃情、育美；合而培育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3月1日《在纪念中共党校成立八十周年上的讲话》中以九个字精准概括了诗教的修身作用：学诗可使“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各地党政领导、各级诗词学会协力开展的诗教创先活动中，创造、总结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但诗词与教育界对诗教本体认识的讨论还较少涉及。回答诗教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为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辩（尽管也有必要），而是为提高认识诗教功能并推进实践的自觉性：厘清诗教育人诸功能之间的深刻联系及其共同本质，从而清醒认识在“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即“居敬行简”的新形势下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创新开拓诗教的途径，事涉诗教乃至诗词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本文试图先讨论诗教何以是一种文化？

如所周知，孔子是诗教最早而自觉的倡导与力行者。“诗教”一词的出现则晚至汉人所编撰的《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实际是汉儒的诗教功能说：诗教的成效是使民风归于温柔敦厚。这是从孔子诗教功能说的倒退：孔子手删而定的诗教教材《诗经》中并非全是温柔敦厚，而是可以兴观群怨的。兴观群怨说明言了先秦儒家以诗教修身教化的作用机制与社会功能，后儒二千多年的种种诗教功能言说并未实质超越，只是扩展了诗教的资源与对象：由孔子时代的以诗经为教衍伸到以诗词的诵作为教；由对少数精英培养普及为庠序之教—相对的民众之教。

笔者曾在2004年针对当时在诗教创先活动中过強的功利化倾向，以至出现了诗教泛化之弊，从我国传统上将文化理解为文治与教化的总称受启发，萌生了诗教首先应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遂就笔者相对熟悉的教育领域的情况写了《中华诗教与校园文化》（见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p344)。文中提出了“诗教文化”的一般概念：“中华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艺术映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中华诗教是以中华诗歌为载体的教化方式，是被历史证明为有显功卓效的教化途径。这种特殊的教化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教文化和诗教精神。”在该文“三、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中，对学校教育层面的诗教文化作了专题论述，从《大学》的“三纲八目”大学精神到孟子“独善、兼济”人生价值取向，进而指出：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元典精神，也是从育人层面反映出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地写照在优秀的中华诗歌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校园）诗教文化。”

马凯同志十分关注当代诗词与诗教事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与讲话。2012年9月28日，在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启动仪式致辞中论述了诗教文化：“在孔子诞辰日启动‘诗词中国’创作大赛，再次向世人展示，尽管经过历史曲折，但先贤们创造的中国诗教文化传统并没有断失，相反仍在延续和发展。”马凯同志的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给人以三点启示：诗教文化是中国先贤对教育文化的伟大创造；诗教文化传承有绪，道路曲折，仍在发展；诗教文化以创作为必要载体。

把诗教与文化直接联系，既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当代诗学理论成就的必然衍展。新近去世的著名文艺学者童庆炳在《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首都师大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五辑中提出了“文化诗学”新概念，为其学术空间指出了内外两个维度：一是“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考察与研究”即是从艺术文本的内在维度反观整个文化；二是“作为艺术的文化样式与別的文化样式相互影响的考察。”即是从艺术文本外在维度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乃至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各种文化来研究其与艺术文本本身的关系。董希文则把文艺作品内部的审美自律与外部的历史文化他律的辩证统一认作《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13年19期p87）。对更为一般的自由系统的内外维度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中曾用物理语言作过形象比喻：“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一面又围绕自由这个太阳中心运转。”显然，一般地看，任何一种艺术或文化都可以看作人类精神文明这个自由系统中的一个子域，要受内外各自规律的系统制约。

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耳熟能详的七律诗来印证上说：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飢，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这首七律美在何处？即需考察文本自身所遵循的审美文化维度。首先是音乐形式之美：平仄声韵、起承转合，可谓一丝不苟；颔联流水，颈联递进，对仗灵动；三、四句双声叠韵为对，极尽声韵复沓铿锵之妙。其次看意象艺术之美：首、颔联取典型亊象为赋；颈联取常见物象“雁”、“蓬”为比；尾联取核心表象“月”以兴扣题，充分运用了赋、比、兴的传统意象艺术手法，全诗以浓郁的骨肉之情一意贯穿笼罩各表象而构建了饱含亲情、感慨凄美的意象群。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评此诗“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在意象的关联手法上，作者善用共同事物（如本诗之“月”）引起相关人的共同感情，如《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见赠》之“怜君独向涧中立，一把红芳三处心。”《县西郊寄赠马造》之“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此手法可能取自王昌龄《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再看白居易此诗风格之美，《唐诗贯珠》评说“诗之上截，直叙流离之苦。五、六佳。雁行本兄弟亊，用得自然，“辞根”、“九秋”皆沉着。”此诗用白描手法、日常语道出人心中有而难表出的真实情感。刘熙载《艺概》论诗之语言艺术三境：“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此诗常语白描得奇所体现的风格之美全在“自然”二字，司空图《诗品》状自然风格之美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強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此诗的外部文化维度则须从诗写作的社会背景去考察。据题目给出的兄弟任职踪迹可考证出此诗作于唐贞元十五年（799）年春至十七年秋之间，作者中进士前后。“河南经乱”当指贞元十五年二月治所在河南郑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晉死后，部下举兵叛乱。三月，治所在河南汝南的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又叛，战争规模大，时间久。“关内阻飢”指关内道（辖今陕西中部、北部及甘肃一部分）因贞元十四年冬无雪，十五年夏又旱，长安一带飢荒，作者家乡下邽在今陕西渭南县境，自不能免，故诗的开头“时难年荒”四字均系实指。白居易作为唐代士子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吏，自幼受儒家經典教育。血缘基础、人道主义和个人人格等是孔子仁学结构的基础因素（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孔子再评价”一文），“……君子务本，本生而道立，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者把“孝悌”二字看得极重，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处世之根本。回看白居易此诗借抒时难年荒中的兄弟亲情，也寄寓了对天灾人祸中苦难人民的深刻同情，体现出诗的淳厚敦朴意境与社会主流的儒家仁礼文化的深刻联系。因此可见出，诗教文化过程中无论是作者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接受，都经历了对诗本身的审美与对本诗相关的社会文化的感受与熏陶。

由上述可知，诗教文化说的是关于诗的教育文化，必须以诗的内在审美规律与外在于诗且相关的教育文化生态作两个维度的审视，这符合唯物辩证的系统论思想。可见，诗教文化的本质特性：诗教文化是关于诗的审美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