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创作应该从儿童期抓起”命题的创新学与脑科学解读

孔汝煌

“钱学森之问”随着钱学森百年诞辰纪念而再度兴起。作为一个诗教工作者，曾就诗教可以为培育、创新贡献什么作过思考，写过文章《培育创新———当代诗教创新说》（见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p392），并在一些场合宣讲过。但正如许多学者专家所指出，创新是个系统工程，培育创新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诗教培育创新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诗教培育创新应强调诗词创作？为什么旨在培育创新的诗词创作教学应从基础教育如小学抓起。目前在中小学诗教中，教育行政部门的一般态度是只支持诵读，而不支持创作教学。笔者的一位诗友曾上书所在市的市委书记，建议使诗词创作教学走进中小学作为诗词之乡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委书记热情地批转教育局研究，结果受到市教育局以教育大纲无相应规定为由的婉拒。从面上看，在中小学校园诗教中推行“规定动作”即诵读较普遍，而“自选动作”即诗词创作教学（即便是只在少数有兴趣的师生中组织活动）则阻力较大。究其原因，除了应试教育的严峻现实压力而使素质教育边缘化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教育界对于与培育创新有关的基础教育理念，并未能随当代神经脑科学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这要从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在中国科技馆的一次谈“脑科学与教育”的讲演说起（详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11月24日第5版报导）。

为了让孩子们从5-12岁能连续地接受科学教育，韦钰领导的研究团队在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之后，向教育部提交了报告。指出：“教育不只是塑造灵魂的艺术，教育是有物质基础的科学。教育的研究要充分重视神经科学和生物科学的介入，要充分重视脑发展规律。”

韦钰指出，取消小学一、二年级的科学教育课而改为《品德与生活》的“新教改”从教育理论说反映了三方面的认识错误。第一是忽视了近十几年来脑科学的进展，无视5岁儿童已由出生时只有成人脑的50%发展到90%的发现，从而“低估了儿童学习科学的能力。”第二是沿袭了19世纪大教育家杜威的理论，“简单地在科学教育中复演生活的内容，已不能满足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而必须围绕主要科学概念来组织正确的科学教育。”第三是固守研究儿童发展的大科学家、教育家皮亚杰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具体结论，如认为“儿童)14岁才会有逻辑思维”，指告接着指出：“所以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不能学习科学，这是对科学研究本质的误解，也会使我们的教育改革走上错误的方向。”

关于科学教育、创新培育与诗教的脑科学物质基础，杨叔子院士在10多年前的一系列关于当代诗教的奠基性论文中多次述及斯佩里的贡献，结论为“应指出的是，研究表明，人的一生，大脑神经元系统可以改造，即大脑可塑，可不断完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变老，可塑的难度大为增加。”（《杨叔子槛外诗文选》p145)

韦钰依据脑科学最近10年来的新成就，进一步说明了与青少年、儿童接受创新培育相关的两种关键能力的脑科学认知。结合创造学理论和乔布斯奇迹，韦钰指出，具有综合解决问题能力与拥有良好社会情绪能力的大脑是创新的大脑。知识经济社会的创新，越来越需要知己知彼、交流互动、沟通合作的社会情绪能力(与美国丹尼尔的情商说、我国朱小曼的情感能力说相通)。“知己”即了解并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与创新关系极大，创新动力来自于理智控制的激情。影响人体情绪的是大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多巴胺与对目标实现的追求的热情正相关。这种物质在青春期(11岁至18岁甚至到20多岁)分泌较高(青春期的人因之热情高涨)，因而青春期的理智控制能力训练至为关键，以促成认知控制脑回路的同步形成，避免青少年对奖赏反应的回路逐渐向成年水平发展，而情绪控制力仍在儿童水平的脑力发展失调。关于大脑的记忆功能，韦钰强调人对“情节的记忆”一般在5岁以后才会形成，到13、14岁以后才是最有效的；同时强调“过度灌输‘陈述性知识’，无疑是对孩子创造力的伤害。”

韦钰进一步指出：“神经教育学的研究表明，要尊重孩子的脑部发展规律，抓住关键期，探究式教学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为此，韦钰强调“应重点选择一部分最精炼、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即‘科学大概念’，用恰当、生动的教育方法帮助儿童完整地理解世界。”“这些‘科学大概念’需要从小开始学习，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

韦钰关于旨在培育创新的科学教育应当而且可以用恰当的教学方法从小抓起的论说，完全可以用来解读校园诗教极利于创新教育而应从小抓诗词创作教学这一命题。根本原因在于：第一、通过诗词创作是培养形象思维的性价比极高的途径之一，通过诗教（艺教）培养的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形象思维与科学教育培养的逻辑思维是创新思维的两翼；第二、诗词创作能极大调动情感智能与理性智能的融合，其培养对创新至关重要的社会情绪能力的独特作用只用“兴、观、群、怨”四字即足证信。“从青春期即须培养理智控制激情的能力”更是诗词创作的本质特性：“以理节情”是儒家诗教的常谈；即便是西方的浪漫派诗人如渥兹渥斯也说：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而缪塞则在《著名的五月》一诗中，形象地说明诗不能在强烈的情感状态中诞生：“哦，缪斯，永不知足的精灵/不要这样苦苦地追逼着我/当狂风来临之时，沙上写不下什么。⋯⋯”（据陈圣生《现代诗学》p29、30）；第三、从小抓诗词创作所需要的儿童智力水平基础并不会比科学教育所要求的更高；第四、诗词创作教学本身就是一种探究式教学。没有谁是因为被灌输了多少诗词知识而学会写诗的，诗词创作教学在有创作经验的教师手中必然会是启发、探究式的。第五，诗词创作就是“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检测，本身就是创新。不断重复前人与自己的“作品”不能称之为创作。

诵读，无疑是重要的。但若以诵读为少年儿童诗教乃至幼儿诗教的唯一方式，虽被普遍采用，而从脑科学的新成果观照，则至少是欠科学的，因为过多的陈述性内容的过早记忆，会约束创造思维力的发展，因此诵读工程可以比现在的状况稍移后至青春前期，至少不必在幼儿与小学低年级特别强化。初期诵读的目的和强度应服从于创作的启发、示范需要，记忆力的训练则有更科学的办法。至于人文素养的潜化则非本文的讨论重点。

至此，我们不过回到了一个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性认识：“对对子（单句对联应对）和“写仿”（书法临摹）作为旧时儿童入学的起始课程实在与当代脑神经科学的最新成果甚为相合，但强调机械背诵就不是那么科学了。这可能就是旧式教育既造就大师，又培育出更多的冬烘先生的缘由吧。

诗词创作必须而且可以从小抓起，这是对传统诗教思想、方式合理内核的继承与神经科学、脑科学以及教育学最新成果相结合的科学结论，也是诗词作为民族文化精华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这方面，浙江省浦江县教育行政部门的认识比较有前瞻性。教育局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同中华诗教促进中心以及本地的仙华诗社合作，已连续组织三届中小学教师诗教及创作培训、函授。传播校园诗教理念与经验，培养创作能力，着力解决把创作引入中小学诗教的关键：师资问题。

（录自2011.12《中华诗教》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