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教的文化建构四层面
陶 然
【摘要】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教”，既不只是汉儒所云“温柔敦厚”，也不只是文艺思想领域的范畴，它以古典诗歌为载体，却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它深植于中华传统思维，却能接轨于现代文化需求。因此，从多个层面认识诗教的当代文化建构功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本源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需要。
【关键词】诗歌教育 诗性思维 诗歌教化 诗化精神
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发挥建构作用的体现。《论语·阳货》载：“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这段话充分说明在先秦时代，《诗经》绝不仅仅只是歌谣的合集或文学的表达，而是有着多重功能的综合体，在政治、社会、家庭、个体等不同层面均能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汉儒说经，颇重诗教，尤其拈出“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内核，《礼记·经解》引孔子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唐孔颖达疏云：“《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由此，以温柔敦厚为内核的诗教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理论中的重要观念。但和先秦时代相比，汉代以来的诗教说明显是缩减了内涵的。古人对此亦有认识，如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谓：“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清人袁枚也说：“《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这说明将诗教仅仅束缚于“温柔敦厚”四字之中，明显不是诗教原本的意义。而在当代讨论诗教问题，就更应该将其置于整体性的文化复兴和建构层面来看待，要恢复诗教的本来意蕴。
诗歌教育筑基诗教的技术层面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教，首先应以对古典诗歌的文本理解、意蕴阐释、风格鉴赏为基本的技术层面。这种诗歌的技术性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论语·季氏》载孔子对其子孔鲤所云“不学《诗》，无以言”，固然可作多种解读，但其基本的意义无疑仍然是将《诗经》作为文字教材，以提高话语传达和文字表达能力。而晚至清代孙洙所编的童蒙读物《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仍说：“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胜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所谓“家塾课本”的性质，明显也是提供诗歌的基础技术教育，这是《唐诗三百首》一书以及若干种相类似的续作续选，数百年来风行流传而未曾稍衰的基本动因。
然而世异时迁，当诗歌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退潮后，诗歌教育也逐渐被弱化了。近年来，与古典诗歌有关的如“诗词大会”等节目盛行，尤其是在青少年观众中引发热潮，似乎令人欣慰。但这种热潮和追捧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当代的诗歌教育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的结果往往反映为语词的贫乏、表达的困境和文学美感的缺乏等。当具有强烈文化象征性的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都只能用古代皇帝口语中的“朕知道了”“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作为文创产品来迎合世俗的时候，其创意的精彩恐怕并不能掩盖语词的媚俗。这种状况的转变不是几年、十几年时间就能够完成的，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因此，在2017年开始使用的教育部新版《语文》教材中，古典诗文总数增幅高达80%，初中教材中古诗文总篇数比例超过50%。这说明新时期以来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古典诗歌教育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效果在数十年后是可以预期的。
诗性思维形塑诗教的气质层面
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诗性的智慧或诗性思维是指想象力极为发达的原始思维。这的确是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古代的文艺观中也强调“迁想妙得”的重要性，强调想象力对诗歌表达的不可或缺性。但这终究仍然只是技术性的。作为诗教的一个层面的诗性思维，更强调诗歌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对个体人格以及时代气象的形塑作用。
北宋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裏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后句人所共知，却往往忘了前句的铺垫作用，即粗衣劣布都掩饰不住的高雅气质，来源于诗书，来源于诗性思维的润泽。而这种润泽的结果并不仅仅表现在两脚书橱一般的信手引用，也不表现为舌灿莲花一般的吟诵，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塑造。《晋书·阮籍传》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固然是优秀的诗人，但他更吸引后人的是这种诗性人格，他的任诞率意、风流放逸，正是诗性思维所塑造的人格气质。而这又进而塑造了整个魏晋的时代气质，所谓魏晋风度就是这种诗性气质的体现。其实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往往就体现在诗文之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就是初唐时代高昂奋发、充满开拓精神的时代气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是盛唐时代恢弘壮阔、自信豪宕的时代气质。南宋渡江的危急时世中，正值人心涣散之际，汪藻代撰的一篇《皇太后告天下人书》以堂堂正正之笔，树宋室中兴之旗，文中“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句，就是抵御外侮、维系人心的时代精神。同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到延安去，到太行去，到敌人后方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它们的形式并不都是古典诗歌，甚至可以是口号标语，但它们能让人慷慨赴难，能让人热血沸腾，能让人永志不忘，这就是时代的诗歌。
诗性思维的这种形塑作用是贯穿个人与时代的，当代语境中的诗教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尤其应该关注这种诗性思维的文化建构性。
诗歌教化指引诗教的社会层面
传统社会中，诗教对社会的渗透性极为强大，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多元化的功能。如赋诗专对就是诗教的实际社会功能之一。赋《诗》明志，是春秋时期外交行人的基本能力，也是诗教介入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郑国行人语云：“《诗》云：‘瓶之罄矣，惟垒之耻。’王室不宁，晋之耻也。”这是外交使节引用《小雅·蓼莪》中的诗句以警晋人的例证。《论语·子路》载孔子语：“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又如《左传》隐公元年载：“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就是引用《大雅·既醉》中的诗句来评价政治人物的例证。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其功能仍然存在于新闻发言人的引用、领导人的讲话和媒体的报道评论中。除了单纯的修饰功能之外，其政治教化功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了示范性作用。
又如以诗赋取士也是诗教介入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功能。唐代开始施行的科举制度是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员的一种制度，这是它和此前所有人才选拔制度的最大不同。它至少从理论上保证了以同一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考生、以一种相对比较公正客观的方式来选士任官，从而成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绵延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之一。唐代科举中最重要、前途最光明的进士科就是以诗赋为重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奇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争竞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这段记载在强调以诗赋取士与唐代诗歌文学繁盛之关联的同时，也显示出诗教对社会政治的介入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暗示了唐人重诗赋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重官位出身、重政治前途。这意味着当诗歌的教化功能在特定政治场域中不断膨胀之后，诗教也容易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异化为束缚性灵的工具。就如同《牡丹亭》中塾师陈最良对杜丽娘说《诗》，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以一种社会认同的标准去束缚天生活泼的心灵。
教化这个词，虽然有强烈的以上教下、以上驭下的意味，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不应过于强调这种方向性。诗歌教化在当代社会中早已远离了其在传统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但诗歌教化所指向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是重要的文化传承资源，是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诗化精神导向诗教的价值层面
诗教的本质导向是一种诗化精神，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即价值观。这是诗教可以为文化建构而提供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镕铸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各时代流传下来的丰富的诗文作品之中，也体现于各历史时期那些伟大的人物和事件之中，其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诗，而刺于英雄背上、播于话本小说之中的“精忠报国”四字，也是诗；“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是诗，而辛勤耕种创造千重麦浪的普通民众的劳作、奋斗在大漠高原为国之重器而隐姓埋名之国士的一生，也是谱写在大地和人生中的美丽诗篇。这就是诗化精神所指向的价值观，是中华诗教的文化价值内核。
这种价值观并不是单一僵化的，它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承载新的历史内涵，就诗化精神本身来说，也是丰富而多元的。如以传统诗教中的美刺之说为例。《毛诗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即为“美”，而“下以风刺上”即为“刺”。前者为颂扬赞美，后者为批判干预。这原本只是对《诗经》的社会功能的一种认识，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逐渐推衍开来成为诗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就是美刺说的后世实践。诗教中的美和刺都只是外在的表现，而其内蕴的价值观是建设和批判的统一。这就意味着所谓诗教在任何时代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塑造一群仅能写出优美的赞颂文辞的“吹鼓手”，独立意志、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是传统诗化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正是那些能够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刺”，显示和塑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化的优秀传统。
传统诗化精神的价值观，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建构同样有密切的联系。晚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三句分别出自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笔下的名句，经过王国维的整合，显示出了新的内蕴，即第一境比喻志存高远，第二境比喻锲而不舍，第三境比喻真积力久、豁然开朗的领悟。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在讲话中引用及之。如201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其次，要勤奋努力，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要坚持独立思考，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才能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2019年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要求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最后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这充分说明了传统的诗化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对塑造当代价值观的重要性。
总的来看，诗歌教育、诗性思维、诗歌教化和诗化精神这四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侧重表达与交流的技术基础、侧重修养与思维的气质培育、侧重实践与干预的社会功能、侧重多元与创造的价值导向。因此，当代语境中的诗教，就不仅仅只是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更要强调发扬和转化，要从这四个层面去进一步思考如何使中华诗教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有支撑性的建构力量。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宋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