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继承诗词传统与当代诗词创作
胡迎建
中华诗词源远流长，是历代文化精英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极致，是真善美的载体，蕴蓄着化育世道人心的人文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与创作数量可谓前无古人，也出现了不少佳作、优秀作品，但大多诗作平庸无诗味。或概念化的诗，有类于标语口号，陈陈相因，为人诟病，讥为“老干体”。也有少数人以拟古为荣，钻进象牙塔，写的是个人的感伤、愁怨，孤芳自赏，或至于故弄玄虚；或混迹于市井文学，附庸风雅，以“杂揉”打发时光。等而下之，被讥为“格律溜”“垃圾诗”“口水诗”。有识者引以为忧。
二三十年来，不少具有深厚旧学根底的诗坛耆宿、诗论家逐渐物故。我们这一二代人，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修养十分欠缺。时代需要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社会风貌的力作，能够继承诗词传统而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引领一代风骚。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不能这样，就会陷入“整体坍塌”的尴尬境地。作为一个长期在这个圈子里的观察者，试就诗词传统与当代诗词创作，谈谈我的几点浅见。
一、要培养君子人格、高雅情操
古代有成就的诗人，有杰出的志节与非常的经历，出自他们笔下的不少作品，往往具有经久不衰的感染力，能让人得到广泛的共鸣。同样，他们都是饱学之士。
前人重视读书，有益于修养，有益于创作，有益于气质的熏陶。陆机说：“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文赋》）。有时还要与友人一同欣赏，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读书有益于写作。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陈师道诗意与之相近：“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送苏迨》）。读书要寻得源头以悟理，朱熹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陆游诗云：“文能换骨余无法，学到穷源自不疑”（《示儿》）。下句与朱熹诗意相近。胸贮诗书，则气质高贵。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当今快节奏的社会，文化多元化，风气易于浮躁，所以应大力提倡诗人、诗词爱好者读书，这是修身养性、提高品味的途径。必须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粹炼内功。立志有作为，有担当，培养君子人格、高雅情操。在诗词走向大众化、通俗化的趋势中，若不重视学习古人，诗词界将趋于浅薄化。
读书当读古往今来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书。其中许多是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饱含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理念与做人处世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
读大诗人的诗集，屈原、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乃至近代黄遵宪、陈三立诸家作品不可不涉猎。李、杜、苏、黄四家诗尤其不可不读，朱熹曾说，李杜是“诗中之经”。要了解古人的诗心，就需要在心灵上“感通”。从那些经典作品中受到灵魂的洗礼，感受其中贯注的民族精神、浩然正气。
古代的志士仁人，大诗人，都注重养气。早在战国时，孟子就提出养气说：“吾知者，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通过“养气”，由量的积累发生质变，逐渐形成人身上的“浩然之气”。苏轼词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即用此意。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感受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辙《祭亡兄子瞻端明文》中说：“义气外强，道心内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即赞其忠义迈往的浩然之气。
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将“气”说引入作文。文之有气，缘于人之养气所致。宋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辙认为“养气”有赖于内心修养，还来自游历与交游，因而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黄庭坚认为读书可以澄心养气。在《与洪驹父书》中说：“常须读经书，味古人经世之意，宁心养气。”从中体会圣贤经世致用之意。晁补之认同其说，认为黄庭坚“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
近代诗家陈三立认为“养气”要以元气滋养涵泳：“滋涵元气于寤寐”。元气即天地间的阴阳变化之气。认为诗人应将阴阳之气抟合于己，于寤寐之时产生诗思：“要抟大块阴阳气，自发孤衾寤寐思”（《樊山示叠韵论诗二律聊缀所触以报》）。其诗中屡言元气、养气、培气、饮气、骑气、吐气。如：“唯公体元气，海岳与颉颃”（《抱冰宫保七十赐寿诗》）；“读书榻有濠梁趣，养气雷生岱岳云”（《次和伯夔生日自寿专言文事以祝之》）；“斯须培我凌云气，屋底初看绝代人”（《湖上赠别玉霜》）。曾克耑赠陈三立诗云：“散原先生体元气，独与造化相推移”（《上散原先生》）。养气足，则形诸文字作品中气亦足，正如南邨所说：“散原各体诗，其胜人处在有轮囷郁勃之气行乎其间，非筋缓脉弱者所能学步。”
现代哲理诗人马一浮，于养气之际，以无碍一心，静观默察变化不息的无常之境，在森然万象之中体察冲漠之理，所谓“境以忘缘寂，心从应物生”；“寂处观群动”；“显微在一心”。又“识心流注太古瀑，吞吐元气长氤氲。瀑流不住齐生灭，云起无心现分别”（《寄题仇北崖祥云庵》）。在观照山水的同时，诗人深切体会到宇宙间动静生灭变化的无常。
当今诗人或能从前贤之论中悟得一二，不妨在空闲时摒除烦虑，沉静澄思，反省平生，酝酿感悟。以静观动，呼吸吐纳，萃取天地之灵气，于静中观察自然界与社会之万象，更悟其变化之源泉。当读书与养气有了收获后，诗人的信念、境界、趣味、人品乃至精神风貌自能上一台阶，自能有高远的气象、高尚的志趣、高雅的情操。或时有灵思妙想。得恬静之性，得运神行气之妙。在诗词中，自有充沛之气，盎然之气，郁勃之气，或融和之气，清淑之气。一个人若是低俗浅薄，则易有暴戾之气，浮燥之气，萎靡之气，慵懒之气，轻浮之气。
清代廖道稷认为：“人高诗亦高，人俗诗亦俗”，“诗乃人之行略”(《藏愚室诗集序》)。当今诗词界固然有不少高手，有能人，但还要造就一代代知书达理、有高雅情操而又才华横溢的君子，他们应有学养，有修养，有气质，眼界高，境界高，能为诗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充当大任的。
二、诗人要有自觉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历代先哲先贤均是大智大勇、独立特行之士。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子语录》）。历代大诗人也不例外，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居安思危，而当身履险境，或颠沛流离之际，仍抱守信念而不移，不轻言放弃。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有着勇迈向前的奋发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都有着悲悯民生、民胞物与的人文关怀，能自觉将诗词事业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关注社会与现实，力求反映重大时事，有作为，敢担当。是独抒性灵与社会责任的相统一。诗人作诗，首先是“道己一人之心”，但还要“言一国之事”，以“总天下之心”（《毛诗序》“孔颖达正义”）。是以诗心既在方寸之间，亦在普天之下，表达了众人的心声，所以能博得广泛的共鸣。杜甫诗云：“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穷而推己及人，济世时甘于献身。韩愈诗云：“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岂仅是不惜残年，而且甘受迁谪之苦。中唐诗人白居易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寄唐生》）。苏轼甚至说，诗文应“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故多次被难，甚至流放海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即对乡土、对国家始终不逾的热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在广为传诵的古典诗词中，感受到诗人词家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受到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无数诗词作品印证了仁人志士的风骨气节，流贯着民族精神。如曹植“捐躯赴国能，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过零丁洋》），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近代黄遵宪以诗反映时事的意识十分强烈，“缘事而发”，勇于揭露旧体制弊病，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极为愤恨，以诗作史，记述近代以来的重大战事与巨变；还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秋瑾的“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均有感天地、泣鬼神的震撼力。还有现代的大量抗战诗词，无不可见他们热爱祖国山河、维护统一、反抗侵略、舍生取义的志气与情怀充盈其中。
再看现代鲁迅到当代聂绀弩的诗，烛照现实，风骨凛然。甚至彭德怀于1958年“大跃进”时大声疾呼：“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故乡行》）。都可以从中可以看出大勇无畏的胸胆与凛然正气。还有革命烈士的铁窗诗、就义诗，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均可见诗人抒悲愤之情，言慷慨之志。
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有着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使中国历史灿烂的诗国天空，充盈一股浩然正气。陈三立曾有诗句云：“独立精神世所尊”（《寿左子异宗丞五十》）。是的，我们对诗词中所呈现的风骨、气节，所表现的独立精神能不敬仰吗？诗文中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一代代传承着的，后人从前人的作品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尊仰先贤，视为标竿，或灵犀感应，此即“尚友古人”之谓。
诗人应是敏感性、有预见性的一类人。诗人的“天性”哀乐过人，独特的气质、性格、感情与生俱来，却又是与众不同。其学识阅历则来自后天，识者亦往往与众有所不同。是个性张扬的一类人，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类人。钱谦益说：“古之为诗者，必有独立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冯定远诗序》）。
当代诗人应学习先哲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应能以良知良能表达出人民的心声，有着反省与批判精神，应有独立不返之勇气，有高尚的人格，有远见卓识，敢于鞭挞丑恶，歌颂正义，或遇难而上，表现出对国家对人民挚爱的情怀。而不因势利而屈，不为炒作而惑，不因风向而转，不为功利所诱；不是阿谀奉承者，摇尾乞怜者，萎靡不振者，搔首弄姿者、哗众取宠者。今日之诗人，只要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富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为民立言，善意献箴言，提建议，是会得到人们尊敬的。
中国诗歌历来有美刺传统，美者歌颂、赞扬；刺者讽喻，针砭时弊，批判丑恶，然又决非咒世骂世，讽者婉言也。婉而多讽，这才是诗的艺术。同时这又是诗人肩负的社会责任，写出来的作品应是真切而不是虚伪的，故能为亲者快而仇者恨。
当前反贪腐取得很大成就，但还不能说是风清弊绝，还有不少隐性问题，继续发生的问题。国际风云变幻，钓鱼岛、南海、印藏边界，都有很多麻烦的纠纷，诗人应较常人应是观察问题更有前瞻性，感受更为敏感，眼光更为犀利，形诸文字，自能警世。
有人认为，诗词不必写社会重大事件、新闻热点。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郭国昌教授即认为：
就旧体诗词创作来说，“诗言志”的主张明确地指出了古典诗词的专注内心、感物兴怀、寄情山水的独特审美功能。面对当代中国文学媒介多样化的背景，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不同文类所承担的文学功能相对明确的前提下，过于放大旧体诗词功能发挥的文学功能．不但无助于旧体诗词创作水平的提高，反而有损于旧体诗词作品的自身完美。如果说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能够在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和反思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方面更展现其独特性的话，那么旧体诗词创作者就不应当过于注重对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问题的表现。
简而言之，他的观点是，旧体诗词主要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和反思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所以主要写咏怀诗、即兴诗、山水诗，对于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问题，应让步于小说与报告文学甚至是新诗的创作。
对此段论说，我以为有三点不妥：其一，“诗言志”，言为心声，但诗词岂能囿于“专注内心、感物兴怀、寄情山水”这些内容。从中国诗史来看，世间万物无不可入诗，致广大，尽精微，大至宇宙，小至一草一木，还有什么诗词不能写。诗词固然以抒情言志为主，同样可以写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重要人物。并可以发挥其迅捷、凝炼的优势。事关家国大计，天下安危，诗词岂可不干预现实而搁笔，视若无睹，恰恰是自甘边缘化的地步，也有违中国诗史的传统精神。诗人应肩负重任，以深切的忧患意识与真诚的人文关怀写好这类题材的诗。我曾读到华夏诗词大赛的作品集中，有的以“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为题材，有的以朱熔基总理为题材，叙写结合，波澜起伏，还有大量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诗，颇有感人心之作。类此皆弘扬主旋律，正是民族精神在诗词中的发展。
其二，就郭教授所说“旧体诗词主要是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和反思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来看，他将旧体诗词的作者主体看作是人文学者。殊不知，当代诗词作者的主体并非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而是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广大作者群，上至领导干部，下至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他们虽然不是学者，但都是当代的文化人，“目击道存”，是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者。相反，很多教授、学者忙于申请项目、写论著，并无多少精力与时间写这些带不来多少利益的诗词。当前，高校、科研部门中能够写诗词的并不多，这只能说明，他对当代诗词界的情况并不了解。
就山水诗而言，高明者重在借山水以表现个人怀抱，甚至忧国之思，而不仅是表现个人的“审美情趣”。六朝时有不少山水诗，多模山范水之作，穷形尽相，遭到后人的非议。可贵的是，其时有谢灵运的山水诗：“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 ，写出他遭猜忌、受排挤、放逐外任、壮志不展的情怀。唐代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隐然有忧患在，论者以为似已预见到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后来他在夔州时所作《秋兴八首》，至洞庭湖有《登岳阳楼》，山水诗中都吐露出对国事的隐忧与家国情怀。文天祥自岭南被押送北上，至庐山之南而作《念奴娇·南康军和苏东坡酹江月》词：“庐山依旧、凄凉处，无限江南风物。空翠晴岚浮汗漫，还障天东半壁。雁过孤峰，猿归老嶂，风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他还抱有一丝希望，注目庐山，仿佛还在屏障半壁江南，坚信地灵必有人杰出现。毛泽东登庐山而“冷眼向洋看世界”，抒发的是傲视帝修反的气概。可见山水诗是能够与现实相关的。
当今大量的山水诗，因应了旅游事业的发展，表现了山河之美，但不少诗只是客观描述风光景物，有的最后直接说要赞美美景，却是“诗中无我在”，缺少诗人情怀与抱负，缺少人文关怀，缺少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美则美矣，诗中无魂。
有鉴于此，我曾作山水诗有意联系现实。2004年所作《登翠微峰顶寻易堂遗址慨然有感》末联云：“眼底奇男今有几，横流物欲使人哀。”2012年所作《游大散关有怀陆游》：“如梦醒思今，犹有百虑煎。盛世万蠹贪，海疆两夷缠。锵锵警钟篇，还待鸿笔彦。”以“万蠹贪”写贪官之多，“两夷”言越南、菲律宾两国蓄意侵占我南海岛屿。当前的贪腐现象，民众为之痛心疾首。我在《辛卯清明前五日参加祭扫文天祥陵园过富田镇》一诗最后，言及“世犹多腐恶，何以慰英灵”。均力图将写景与现实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写景。
三、诗要有温度，有厚度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至性写真情。性情植于仁爱善良之心。若无仁心，何以悲天悯人，忧国爱民。如果情不真，或寡于情，冷冰冰，无动于衷，则何以写出“有温度”之作。
“有温度”即诗要有深情，有热情。西晋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绮靡”乃华美之义。此后人们自觉地以诗表达情，而且要写得华美。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性为体，情为用。性静，是未动，情是已动。“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情根植于性而由心主宰，感于物而动。作诗即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
清代蒋士铨在《喜汪辇云至》中说：“诗以性情深”。至性写真情，抒写胸中的郁勃气。
宁都“易堂九子”之一的魏礼，论诗倡“性情为主”。在《李云田豫章草序》中说：“性情者，诗之主也；气与格，诗之用也；韵者，诗之情也”；“韵者，声音之动，而性情之所发也。”他以杜甫为例，“少陵诗在天地间，岳立川流，学者莫能穷其涯涘，而其于君国之际、新故之感、朋友患难之情，忧深而思远，情纡郁而磅礴。”
若将情分类：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人与自然之情，如热爱山水之情，能寄情于一草一木，高明者能以情融于景，情寄予物；二是人文之情，诸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情，具体而言，有男女爱情，朋友离别不舍之情，崇仰敬重之情，悼亡哀恸之情，有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高明者能写出情境，写出事境；三是个人咏怀之情，如乡园、家国之情，抒写志向、建立功业之情，乃至壮志未酬之情；时光流逝的悲秋之情，乃至生老病老的生命咏叹。这些诗中情都是正当的而不是非份的情。既出自人性而又带有汉民族特征的情。千百年来，许多动人的篇章，都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情，充盈着情。
情有一己之情，有人间大爱之情。情要真而不可伪，情要温而不可冷，情要秾挚而不可淡薄。诗人固然可以写个人的隐微之情，但不可自我封闭，应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之情。走出“专注内心”的小我，写出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对弱势者的同情，对贫困者的同情，对打工者、留守者的关切之情，对遭受不幸者的恻隐之情。
同样，对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对有重大贡献者，甚至献出生命者。要满怀敬佩之情、倾注热情去讴歌。当今社会，年轻人乃至少年的人生价值观严重扭曲了，他们的理想不是做科学家，做英雄，而是梦想作明星、歌星，梦想作官，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新闻媒体有舆论引导的责任，作家、诗人词家也应浓墨重彩去描绘、赞美为文明的进步而努力奋斗者，这些，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诗人应关注现实，融入时代，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捕捉剪裁，敷以色彩，施加想像，那么，看似平淡的人与物，就会转化为有灵性，有意趣，就会变得诗意盎然。当代诗词创作，宜多温情之作、深情之作、热情之作、炽烈之作。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齐鲁晚报》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诗，其中说：“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这是虽死犹荣吗？生命只有一次，作者写此无心肝语，令人心寒，作三日呕。
诗词当求厚重之作。某次大赛获冠之作名句：“夕阳一点红如豆，已把相思写满天。”此空灵而擅长比拟也，然犹觉厚重不足。何谓厚重？清初贺贻孙在《诗筏》中言及诗“厚”有十多处，他说：
厚之一言，可蔽风雅。《古诗十九首》，人知其淡，不知其厚。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即如李太白诗歌，其神、气与味皆厚，不独少陵也。他人学少陵者，形状庞然，自谓厚矣；及细测之，其神浮，其气嚣，其味短。
贺贻孙认为，诗之“厚”体现为神厚、气厚、味厚，李白与杜甫的诗三者皆厚，所以堪称诗厚之标尺。后世学杜者仅得其形状与皮毛，或神浮，或气嚣，或味短，大而无威，猛而无气，根本谈不上诗之厚。在他看来，诗之“厚”是诗学的高境界。
如何才能达到诗之厚呢？贺认为诗之厚得之“内养”而不假外求，“诗文之厚得之内养，非可袭而取也；博综者谓之富，不谓之厚；秾缛者谓之肥，不谓之厚；粗僿者谓之蛮，不谓之厚。”“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然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神厚、气厚与味厚，是作家先天禀赋和后天人生阅历与养气之所得，所以厚并非博综，也非秾缛、粗僿。而是来自宽厚与涵养：“夫诗中之厚，皆从蕴藉而出。”
老杜的诗，向被认为“沉郁顿挫”，其《哀江头》《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皆厚重之作。而诗仙李白的《古风》五十首、《天姥吟》《蜀道难》《将进酒》，亦皆厚重之作。只是少陵之诗偏于气厚、味厚，太白之诗，偏于神厚、气厚。然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读来有震撼人心的力度，触及灵魂，能给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阅读，它能给人以绵延、恒久的渗透力量。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亦似是而非。”厚加上重，有重量而非轻飘。以厚重与笨滞作比较，前者苍坚有筋骨，后者呆滞而疲软。
与厚重相对的诗风为清浅。当代王力教授曾评价郁达夫的诗：“好固然好矣，但清浅。”其意有褒有贬。清浅之弊则在尖巧，虽有巧思巧句，能显露诗人的智慧与敏捷，但难能成大器，不能持续发展。等而下之，则为轻佻油滑。袁枚论诗之“厚重”虽中腠理，但他并未做到，其诗每被后人讥为轻滑。
厚重之作多出现在古风或七律中。往往结构缜密，长篇短章，写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写个人遭遇，写游历见闻。或纵横驰骋，或横骛逸出，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组合，根据需要穿插排比、骈偶句、问句、否定句，宛转相生。沈德潜论七古作法说：“其间忽疾忽徐，忽翕忽张，忽渟潆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荡其机，如吹万之不穷；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长篇之能事极矣。”或即厚重之作应有之义。
七律句意紧密而不松懈，炼句精警。中二联结构力求对仗工稳而又有变化。正如刘熙载所说：“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如何向厚重方向努力呢？一要观察细致，力求真实。陈三立认为，真实是达到灵奇之境的必由之路：“端从真实发灵奇”（《萧厔泉画稿第二集题词》）。二求句意密集，句有数意，不可一泻无馀。宋代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说：“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对食暂餐还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两意者，陈后山云：‘更病可无醉，犹寒已自知’。”进而看陈三立诗：“日气射泉含石暖，风光媚筱觉春生”(《开岁三日步循涧水晴望》)。上句言日气射在泉水中，泉水回暖，泉又使崖石也暖起来了。下句言风光使筱竹媚人可爱，由此感觉春之到来。
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屡以“厚”论词。以“厚”为词中三味之一，“厚”是从“沉郁”的风格里体现出的一种美学特征，含有正、深、阔、沉、重、隐、曲的种种内蕴，被用来形容词中意蕴的幽深窈曲、飘忽绵邈，亦带有词人内心深处有感社会、人生的情感色彩。于词中求“厚”之根本，是词人要有温厚的性情，实现“厚”的途径是做到沉郁。
由此看出，厚有三个层次，一是表现在风貌上，是神、气、味之厚；二是体现在内蕴中，是意蕴之深、幽、阔、沉、重诸内质；三是落实在篇章结构乃至章法句法上。而要做到厚，则与作者之性情、胸襟、学养有关。不能指望，一桶可以载池湖之水，一肩可以扛栋梁之木。
当代诗词界，宜提出这一课题加以探讨，如何写出诗词的厚度。盼望有大气、厚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扛鼎之作，才不负此伟大的时代。
四、以健为美，力求诗风刚健
先秦经典《周易》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顺应天道之健，贵在自强，决不自暴自弃；能像大地母亲一般，以厚德承载事物。无数诗家先贤秉承自强不息的信念，他们的作品风骨刚健，也体现了这一信念。无数的诗论家，为了诗词能够传承民族精神，健康发展，无不主张崇正黜邪，推陈出新。
早在六朝时，刘勰、锺嵘就批判过南朝形式主义诗风，反对“模山范水”，“嘲风弄月”，标举“比兴”“风骨”的传统。到了初唐，王勃反对其时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宫廷诗风，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力图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尔后陈子昂继续批判宫廷诗人所喜好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赞赏“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修竹篇序》之作，崇尚汉魏风骨、正始之音。盛唐大诗人李白在他的一首《古风》中盼望骚人们“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希望群才逢休明之世，能够“乘运共跃鳞”，创作出“文质相炳焕”的好作品。唐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首列“雄浑”一品，以“积雄为雄”诠释之。清中叶，蒋士铨赞叹明初刘基诗在拟古风炽之时不屑模拟古人，骨力雄健，气势宏阔：“手开万钧弩，霸才原不世。老死隆中庐，中原几人帝?试登大将台，叱咤风云气”（《论诗杂咏》）。从以上约略可见，诸多诗家先贤为了诗歌不致于滑落至泥潭而不能自拔，都有自觉的担当意识，站出来大声呼吁，让诗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固然，诗词中也有纤巧一体，宋代秦观的诗，被讥为“女郎诗”，柳永词多“偎红倚翠”之艳词，然而前者之佳品作于贬谪途中，后者之妙品为离人送别之真情。词虽为柔性文学，然婉约之外，更有豪放与清刚派。有“晓风残月”，更有黄钟大吕之音，如范仲淹、辛弃疾、岳飞等人作品：“盖其音节激昂顿挫，足以助其雄轶之气”（魏礼《杨御李诗序》）。
要之，贵健忌弱，以健为美，以雄浑为最上品。诗要力足气充，以诗之刚笔健笔见魄力，见元气淋漓。雄健壮阔，并不排斥沉雄与悲雄，有时悲愤、沉郁之作，更有雄厚之味，也就更有艺术感染力。只要其精神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凡无病呻吟者，忸怩作态者，违情曲笔者，叫嚣怒骂者、假大空者、为文造情者，概在前人摒弃之列。要如唐皎然所说：“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陟于拙纯；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诗式》）。
即以现代为例，井冈山精神与延安精神，与千百年来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革命斗争期间写的《西江月》诸词是豪雄，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是悲雄，然皆见其风神气骨。后来集结于延水之畔的老一辈革命家与怀安诗社、燕赵诗社诸公诗作，有着崇高的信仰、高远的志趣、表现得真气磅礴，风骨健朗。在百花齐放的诗坛，我们期待出现更多的射雕手，出现骏马奔竞的阵势，廓清芜杂，振奋精神，动人心脾，继承诗词传统，迈向诗词的“中国梦”。
（胡迎建，字建之， 1953年出生于星子县，祖籍都昌县。历任赣鄱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二级）。兼任江西诗词学会会长，《江西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有诗集《帆影湖星集》《莹鉴集》《轻舟集》《观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