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源头论之一：诗性文化源头略说

孔汝煌

诗性文化是指与诗性智慧相关的文化。其与诗的产生源头一样古老，且也随人类文明进程历史而发展。在此只略说诗性文化的由来及原初状态。

先说诗性智慧。诗性智慧范畴首先由十七、八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提出，因其杰作《新科学》提出了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维柯被称为历史哲学的始祖。《新科学》亦包括了关于美学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对诗性智慧的论述是其核心，在《新科学》中以2／5的篇幅详论了原初“诗性的智慧”产生、特点及其所沿伸的诗性文化状况。维柯并未对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给以明确的定义（甚至都没有提出“诗性文化”这个名称）但我们仍可从他的相关论述里得知其涵义及特点。所谓诗性智慧，维柯说：诗性智慧是“世界的最初的智慧”。“希腊世界中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话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人类事物或制度的次第是这样：首先是树林，接着就是茅棚，接着是村庄，然后是城市，最后是学院或学校。”“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由此可见，原初的诗性智慧是原始人的智慧，神学诗人的智慧（参见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01、151、109、101页）。“人类的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儿童的特点就在于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戏和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原始祖先都是些在发展中的人类的儿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创造事物。”“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同书第161-162、98、162页）这是说原初诗性智慧是一种以感官的感知为基础、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形象思维能力，是一种生命外射的移注力，是一种原生的创造力。“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人类心灵还另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儿童的本性使得他们根据从最初认识到的男人，女人和事物所得到的观念和名称，去了解和称呼一切和这些最初认识到的类似或关系的其他男人，女人和事物。”“最初的人民仿佛是人类的儿童，还没有能力去形成事物的可理解的类概念，就自然有必要去创造诗性人物性格，也就是想象的类概念。”例如“埃及人把他们对人类有益或必要的创造发明（这些都是民政智慧的特殊具体的效果）都转化成‘民政哲人’这样一个类别。”并“把它想象成为最伟大的霍弥斯。”（参见同书82、97、83、102、103页）这里见出原初诗性智慧形象思维的两大特性：以己度物和形成想象性类概念的能力。综上可知，维柯提出的（原初）诗性智慧具有原始性、想象性、原创性、外射性、形象性等特性，是诗性思维的基础能力，是人类创造自己的世界的驱动力之一（维柯所说“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已创造出来的”观点[见同书第573页]曾得到马克思的重视[据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次说诗性文化。维柯的《新科学》，“实际上就是各种制度的科学”（据“英译者的引论”，见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是关于用欧氏几何公理法研究人类制度文化起源的科学。维柯在本书第二卷中用了全书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篇幅重点阐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儿童时期，其智慧是基于以想象力为核心的，感性的、创造性的诗性智慧。正由于此，“才有可能让哲学的玄奥智慧来辨认出人们是怎样凭诗性智慧来建成民族世界的”（同书第46页），从而建构起诗性的各种文化科学：“……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就象从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从一枝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一一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同书第155页）在《新科学》第二卷“诗性的智慧”中详尽论证了“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诗性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各部分后，结论道：“诗性智慧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两种巨大的最主要的赞扬。头一种经常明白地赞扬它创建了异教人类（维柯是基督教徒，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另一种主要赞扬的则是“古人的智慧凭一种单纯的灵感创造出古代哲人们，不论是哲学家，立法者，将帅，历史家，演说家还是诗人，因此他们在古代成为热烈追求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如我们在神话故事中已看出，古代智慧无宁说是创造了或凭虚构地描绘了一些神话故事。从这些神话故事中仿佛从胎盘中我们发现到全部玄奥智慧的大轮廓。可以说，各民族在这些神话故事里通过人类感官方面的语言以粗糙的方式描绘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后来专家学者们的专门研究才通过推理和总结替我们弄清楚。从这一切我们可以替本卷下结论说：神学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则是人类智慧的理智。”（见同书第407页）

再说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的原初情况。诗性智慧和诗性文化在中国的原初状况与西方同中有异，这在传统神话中有显明体现。正如维柯根据古埃及传说所指出，人类世界由人类自己创造，经历过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见维柯《新科学》第37页）我国的原始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频仍，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因而保留在《山海经》、《楚辞》、《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的神话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矛盾，并用想象的神力战而胜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转引自章培垣、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上卷]，復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这些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应发生在有实物（甲骨文等）记载的商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更早的上古、远古时代。如我国神话中的人类创造者女娲（据《大平御览七十八引〈风俗通义]记载）补天的故事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䃼，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此外，古籍中还记载了抗洪的鲧、禹父子以及抗旱的后羿等英雄传说人物。这些神话、英雄人物与其说是传说的历史，无宁说是华夏原初人凭以想象力为核心的诗性智慧所创造的“诗性人物性格”的化身。从这些神话英雄人物故事的细节中，还可认识到诗性的人文精神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首先，重实际而轻玄想，这些神话故事大都有关乎人的生存的实际功利目的。其次，崇群体而抑个人，这些神话故事大多在英雄人物的背后有群众服从号令的追随与支持而成就伟业，并使事迹得以口口相传，世代流布。其三，大多数神话英雄人物具有为民除害，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品格，这在鲧、禹父子治水，不计个人恩怨、后羿抗旱而不顾及妻子远离（嫦娥奔月）等故事中都有所反映，这与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诸神计较个人恩怨或放纵情欲成为鲜明对照。其四，我国的神话英雄人物大多服务于既有秩序，反抗的英雄故事极少流布，说明我国上古时代的秩序制度以其民本观念因素而具有一定合理性；而希腊神话中则多对立于既有秩序、遭受迫害而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如普罗米修斯、赫拉克勒斯等，这里见出古代希腊社会秩序制度中的弊端。也见出，中西文化的源头：诗性伦理文化、诗性制度文化等的主要差异，西方重个人，重玄想；我国则重群体，重务实。说到诗性智慧的原初情况，我国的形象思维比较而言发展更突出，应用更广泛，尤其表现在哲学类的元典中也使用形象思维的诗性语言。例如在用于预测但有哲学意味的《易经》中，就以图象示意六十四卦及每卦六爻，且爻辞多以事物形象为喻。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就以龙还潜伏隐喻不宜采取行动。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即从踏霜喻为严寒将至的征兆，预示危机将临，应有所戒备。这种由《易经》肇始的“立象以尽意”在长时间的变化、发展中，成为了中国审美意象、意境说的源头之一。这类以己度物、测机的形象思维表述方法在西方的哲学、学术元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诗论》、贺拉斯的《诗艺》、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之类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与西方哲学学术著作惯用概念推演的逻辑理性不同的是，即使是像《老子》、《论语》那样的中国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元典中，许多结论性的断语也通常不是经逻辑推理得出，而多半由感受、经验而经诗性直观而来。西方哲学家惯以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学术，就会使如黑格尔那样的智者也错误断言中国没有哲学。（本段所引用材料及其中若干观点参考了章培垣、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上卷]第37-41；27-28页）

由此可见，诗性文化与诗的文化属性一样是人类文明开化之初就与生俱来、并随人类智慧的发展而发展的的本质属性，而并不是附加的外来物。且不同民族的诗性文化同中有异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