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源头论之三：诗词文化源头略说

孔汝煌

诗词文化是指以诗词为载体的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相融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这是个近年来在诗词乃至文艺界经常有人使用的范畴。

首次，应认澄清诗词文化范畴是谁首创的。据笔者考查，孙轶青在发表于1996年《中华诗词》第4期的《传统诗词与青年》一文中，可能是最早使用了“诗词文化”的提法：“学校应当设立诗词课，有关报刊应开辟诗词园地，把青少年作为普及诗词文化的首要对象。”（转引自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但并未对“诗词文化”这一范畴作进一步的阐述。杨叔子是诗词文化范畴理论的奠基者，笔者已于《杨叔子的诗教理论所开群的学术空间略说》（见《新潮诗词》2019第8期第28-31页）一文所论述杨叔子对诗词文化的独特贡献在以下四方面：首先，指出了中华诗词审美价值的民族性、智性与特征。中华诗词的审美特征是“一个‘精’字”，精炼，精美，精华。精炼是风格，精美是核心，精华是根本。诗词是汉语言文字艺术的精华，诗词审美的上述特征扎根于民族文化基因。论证了中华诗词审美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四位一体的智性审美，是中国古典的伦理美学、中和美学、人格美学等人文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交融各自所长的结晶。其次，创造性地提出了“诗魂是国魂”说，以《知否诗魂是国魂》与《国魂凝处是诗魂》二文予以正逆命题的科学论证。说明民族精神就是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精神。又提出中华诗词“形式、内容与思想意境的高度统一”说，从而揭示中华诗词作为典型的人文文化，精粹的民族文化，在审美中涵泳优秀传统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爱国主义为主脉的民族精神，是诗词审美价值中溶入社会文化精神价值的核心。再次，深刻指出中华诗词中蕴涵的理性文化，“通过其深邃的意境与充沛的感情，深浅显隐不同程度地表达着某种深刻的哲理与永恒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深深熔铸在其中”中华诗词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和谐执中，近思远虑；自知自胜，自強不息；厚他薄己，成仁取义；缘督为经，好道进枝；薪火相传，不亡者寿。”中华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智性审美地反映在中华诗词之中。又次，前无古人地论证了中华诗词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中华诗词中“科学人文，不同而和”。这是杨叔子对诗词文化所作的最有特色、最具创新性的贡献，也从而为诗词文化范畴得以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孙轶青与杨叔子二人是诗词文化范畴的首创者。

还应从中国诗歌与文化的关系在源头上予以考察。为此，要界说与此关联最密切的文化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定义据说现在有几百种之多，与文学艺术、诗词艺术的关联较宜说得相对明白些的，当推德国哲学家、符号论美学的创始人卡西尔所提出的符号论文化说。他在其《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简称《人论》）的上篇五章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下篇七章中则论述了“人与文化”问题。他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定义。卡西尔认为动物只有信号，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映，从而只能生活于现实的自然世界中；而人却能发明并使用各种符号（特别是语言）进行思维并创造文化。卡西尔认为是人在劳动中创生了符号及文化：“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规划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正因人，并向可能的世界前进。卡西尔指出，人类文化的各领域，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等，无不是人类运用符号的创造性成果，各种符号文化彼此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卡西尔的符号学文化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艺术作为语言符号艺术与上述各种社会文化必然有机地联系在统一体内。诗词作为用“音律的绘画的”“美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引文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这样一种由民族语言符号所创造的特色艺术，结合卡西尔的文化定义，说诗词是一种“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应是言之有据的。

再来进一步考察为什么说诗词文化是“诗词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相融”的文化？这必须从文学艺术、诗词艺术的特质方面来探索。艺术总是要解决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结论是明确的，即文学所艺术地反映的必须是现象与本质具体地融合为有机整体的生活，所谓艺术地反映是指所反映的生活中必有审美因素的选取与加工，而不是自然主义地摄取。就诗词来说，意象语言符号就是如此。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颈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金针诗格》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此联的外意即沉舟、疾驶向前的千帆、病树、欣欣向荣的春天万木，正反对比的两组形象，象征了内意：事物兴衰变化的发展观和积极进取的乐观情绪与奋励精神，语言符号形象层的形式（外意）与融入其中的思想、精神内容（内意）和谐统一为有机的意象整体，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智性之美。可见，诗词也像一切文学艺术一样，它的“对象和内容总是交融了文化、政治、道德、历史等因素的现实的审美价值。”（童庆炳《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此论对文学对象与内容的界定与卡西尔的符号论文化概念相衔接。相对于诗词意象的审美价值本体，其中所融合的各种社会文化价值就是非审美的，因此诗词文化只能且必然是“诗词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相融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宗白华说得好：艺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惑个性和人格的。生命的境界扩大，包括着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科学、哲学。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艺里。然而文艺不只是一面镜子，映现着世界，且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形相创造。它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彩色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宗白华所说佐证了本文对诗词文化的上述界定。

更须深入考察诗词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原初情形。先看中国文化的根基特性对中华诗词走向的影响。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属于农耕文明，极为重视家庭为社会单元的通力协作，从而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由家庭而扩展至社会、国家、自然，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爱乡爱国、乐山乐水。这种朴素的人文精神关心的是劳作与收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协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中国人重实际，轻玄想；重感性，轻理性；重人生社会的“此岸”世界，轻上帝天国的“彼岸”世界。中国古代文明的如此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使中华诗词主要沿言志、抒情的方向发展，亲情乡思、酬唱赠答、事君报国、忠臣烈士、田园山水、咏物咏史等成为吟咏的传统题材且传承至今。再看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华诗词在相互作用、反作用中的源头情况。影响中国诗词基本走向的孔子创立的儒家诗学观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诗论及其作为主流影响下的传统诗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影响至大。首先，儒家诗论主张之诗言志，也仅止于抒家国怀抱、服务政教之个人情思。重视诗歌的人文作用，对于认识自然，则止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歌创作重抒情、轻思辩，形而上思维的哲理诗不发达。我国的科学文化发展迟缓，影响因素很多，在长时期内感性文化偏胜，制约理性文化是重要因素之一。其次，“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善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儒家美善统一的伦理美学，以理节情的中和美学，不仅影响了诗词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也反过来极大地丰富、推动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礼乐文化。其三，至于著名的“兴观群怨”说，“思无邪”说，更成为儒家的诗词文化与诗教文化的理论源头。其四，“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不仅承扬了春秋以来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诗歌政教传统，且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之先河。儒家诗论不仅成为后世诗词发展的主流指导观念，且诗论与创作及传播共同推动着中国古代的政治、道德、艺术、教育等多方面文化的发展。从中可见诗词与文化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在源头上的情况之一斑。

提出并研究诗词文化范畴对中华诗词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诗词文化与诗词艺术的核心层意象-意境说直接相关。今天，重提“文以载道"，这里的“文”在前贤的论述中泛涵文章与诗乐等艺术，这个“道”在儒生那里是指儒家道统，在老庄说里，则指大道，道法自然，是宇宙万物的本然。就人类社会而说，儒道汇通，“道”就是社会赖以维系发展的文化精神。对诗词而言，不妨说“诗以载道”，即艺术审美中涵载文化精神，这正是诗词文化的本征特性，触着了诗词意境艺术的实质。就当代诗词创作而言，精品战略之精，精在如杨叔子所言的精炼、精美、精华，中华诗词集中反映了中华语言文字与文化精神的炼达、美妙与华粹。这于矫正当代诗词中仍广泛存在的自我封闭、轻浅浮薄之风，使臻开阔宏博，气象万千，不啻是针砭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