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里随精卫，总为庭园理径荒”
——序《诗教文化刍论集》
梁 东
文章的题目取自孔汝煌先生自述诗教心迹的诗中一联，用以表达我对这部论稿的感受颇为契合。实际上，汝煌先生在我们诗国的“庭园”里辛勤耕作已非一日，倾注之心力也非常人所能企及。长期以来，我每从他发表的一篇篇有针对性、有深度、有创意的文章中可以体味其中呕心沥血的使命感。现在，放在我案头的这部《诗教文化刍论集》初稿，是他近十七、八年来的积腋成裘之选，与其说水到渠成，不如说，从中可以看出汝煌治学的严谨持重的态度。
诗教，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十几年来，我们经常交流对诗教工作的看法。那些需要作理论探索的问题，那些在推行诗教工作中不断冒出来的难题，我们常常在电话中交谈到深夜。我的许多文稿乃至诗作，发表前请他看看，常能得到中肯的批评建议。尤其是，多次重要的诗教会议的文件，多倾注了他的心血。杨叔子先生加盟诗教委员会并“领衔主演”以来，我更有如鱼得水之感。诗教委如何工作，我和汝煌一起专程到南京向正在东南大学讲学的叔子先生求教。叔子先生的“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和我的“添砖加瓦”说一拍即合，从此在我们心头确立。我还记得几年后，叔子先生、汝煌先生和我，应邀结伴赴溫州、衢州等地作诗教讲座，我就说“三人行，两人皆我师焉！”有的诗友把我们三人说成是诗教工作的“铁三角”，当然是对我们的褒奖，就我个人来说，是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两位多年来对我的帮助的。
这部论稿的最大特色是从实践中来的理性探索。本世纪初，当代诗教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消除认识误区与加強实践推动，而二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直到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中国诗学大辞典》，相关条目仍把诗教冠以封建文化，并断言已随封建社会一起成了历史。这种源自新文化运动的反一切传统的极端认识在学术、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仍有极大影响，这就使中华诗词学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呼吁并试点、旨在普及的诗教创先活动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在孙轶青老会长的支持下，杨叔子院士率先从理论上突破，主要是从培养爱国感情和开拓、改善人的思维能力方面，彰显了诗教的“立德”、“启智”作用。同时，从教育、文化等方面论证了当代中华诗教走进校园，走入千家万户的必要性、迫切性与可能性。与此同时，孙老赞成我迅速建立诗教创先的宣传、交流工作机制与平台的设想并负责实施。在2002-2007五、六年间，先后在杭州、南京、常德、望奎、淮安等地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的诗教经验（现场）交流与工作研讨会。诗教工作显现出一波一波向前推進的态势。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社会诗教，其核心是校园诗教，必须确立地方党政的主体地位，依靠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各方合力推动。于是在2004年初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力邀杨叔子院士领衔，由我负责常务。稍后，学会与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同意孔汝煌建议，联建中华诗教促进中心，配合诗教委推动校园诗教，由我和该校党委书记共同担任主任，学校副书记与汝煌二人任副主任。将该校诗社刊物改名为《中华诗教》作为诗教委工作内刊。汝煌先生此前六、七年积累的基层诗教工作认识与经验在这个平台上的作用日益显著。他不仅在调查研究、策划组织、编制文件等实务方面全力配合，还就每次大型活动的认识主题与我深入讨论，并随后进行持续研究。这部书稿的许多文章都是这样形成的，因而有较強的现实针对性。如要回答当代诗教是否是汉儒诗教说的翻版？孔汝煌就当代诗教与传统诗教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上作了系列研究，在2000-2006年间发表的文章中对“诗”与“教”的关系问题，指出传统诗教强调“教”对“诗”的统领，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诗的发展，矛盾关系突现；当代诗教则在现代诗论与教育论上得以统一二者，使之和谐。2006年7月发表《“诗”、“教”和谐观略论》终其大成，从两者矛盾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困惑切入，进而就艺术论、教育论、美学和哲学等多个层面深入剖析，结论道：“以其可教而诗，其诗益美；以其所诗而教，其教益善，“诗”、“教”和谐，美、善相融，艺术之真是前提。“诗”、“教”和谐观的实质是真、善、美统一。”此论对只重诗词作品、不屑言诗教者起了一定的清醒作用。又如究竟为什么在当代要重兴诗教？公众比较熟知的是我在整合当代诗教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2004年前后的文章、讲演中归纳出的“启智、立德、育美、燃情、创新”10字诗教功能观，杨叔子院士在此基础上依据当代教育理念与传统诗论进行了补充、完善。孔汝煌先生则在2008年2月发表的《人文通识话诗词》的讲座稿中提出过“养心立德，启智创新，审美陶情，砥砺人格”诗教功能说，引入了审美与人格，其中的八个动辞突出了诗教修身中的主体精神。沿此思路，他深入寻求诗教怎样才能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近八、九年来，就以上四个层面写过系列文章。在养心立德方面，有代表性的如2004年8月发表《内化与自律》明确提出“诗教育美，内化民族精神”、“诗教移情，道德自律”这样一条审美—立德通道；2008年间就诗教审美陶情，尤其是倡导崇高美育方面写了系列文章，如《沉重的崇高—喜读伏家芬先生“米菩萨歌”》（2月）、《雪兰操并序》（4月）、《汶川凝聚大爱，诗教呼唤崇高》（6月）、《诗教的广义美育视野》（7月）。在启智创新方面，2010年1月的《培育创新—当代诗教创新说》、2011年12月的《“诗教创作应该从儿童抓起”命题的创作学与脑科学解读》揭示了诗教培育创新的诗文化基因、科学基础和实施途径。就诗教砥砺人格方面，2007年8月的《让中华艺术、诗词、诗教的和谐文化之魂伴隨和谐人生之旅》、2014年3月的《诗教文化与人生境界》则阐述了诗教修养人生之道。为筑牢诗教功能观的基础，需要回答诗教究竟是什么？孔汝煌先生对此孜孜以求前后十年。早在2005年11月发表的《中华诗教与校园文化建设”》中，就明确提出“诗教文化”概念。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就《大学》之道的“三纲八目”指出，这是“从育人的层面反映出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形象地写照在优秀中华诗词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仍觉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诗教文化。”2014年4月，孔汝煌参与策划的由学会与学校联建的中华诗词文化学院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开班教学中，孔汝煌先生讲了《诗教文化略说》，把他的诗教功能观建立在诗教文化观的基础之上。早在2005年10的《诗教—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多元化途径的明智选择》中就指出“诗教—人文文化素质教育的通识宝典”。近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展开论述诗教文化的文章，如2015年9月《诗教，为何是一种文化？》；《诗教文化本质是审美文化刍论》（10月）；《诗词创作与创造性思维》（6月）；《诗教文化指归人格文化例说》（12月）；《诗教文化诸属性及其相互关系》（11月），结论为“诗教文化本质是审美文化，核心为德育文化，聚焦在创新文化，指归于人格文化。”此外还论述了诗教文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校园等生态文化各主要相关因素。书稿前四编，以古今、本体、功能、生态四个维度构筑作者心目中的诗教文化理论框架，书稿的后两编即诗词艺术论与诗词教学论则作为诗教文化的资源与实务贮于诗教文化的上述框架之中。
孔汝煌先生不计功利、默默耕耘于诗教工作二十餘年。他曾自述初衷说：从“长期坎坷经历中”体会到“以诗词为载体的自然美和人格美给了我'精神胜利'的強大支撑，这种支撑在逆境中起码可以增強人的心理承受（耐挫）力，在顺境中，它也应该不会贬值，将支持一个人去为正当理想而奋斗，即提高人的自我实现的精神内驱力，而这些恰恰是我经验中的当代青少年非常需要的。”（见其所著《鉴湖集》代自序“诗词与我”）正是这种朴实的亲身感受与育人追求，使他孜孜以求地学习钻研，逐渐由工程师、理工教师转身成为诗词创作、诗词评论、诗词教学教育、诗教实务的有贡献的趱行者。我曾不止一次地与朋友谈到：“孔汝煌虽长期遭受不公正，但未听他牢骚满口，他的大局意识令人钦佩。他对当代诗教文化事业的贡献有目共赌，并非偶然。”
是为序。
梁东2015年12月27日
（梁东先生为原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中华诗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诗教促进中心主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