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诸说与智性审美

——兼向陶东风教授“古典诗词已无现代价值”论请教

孔汝煌

孔子诗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后世的学者多有不同之解释。就“兴、观、群、怨”四字的语义，孔安国、郑玄、朱熹等人的说法较为后世所公认。如“兴”是“引譬连类”、“感发意志”；“观”是“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是“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是“怨刺上政”等。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提出了超迈前人的理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其要点有三。一是认为四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如“兴”与“观”之间，‘群’与‘怨’之间就是如此。二是“兴、观、群、怨”是诗所表达的四种审美感情，并非只是教化，对“四情”应灵活理解与应用：“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三是应把作者之思与读者之情区分开来：“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承认“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一艺术欣赏之重要规律（参见袁行霈《中国诗学通论》p827)。王夫之的创新见解，在前代即有广泛认同，如黄宗羲《汪扶晨诗序》中也说：“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

当代诗论家对“兴观群怨”的解读在王夫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明。一是社会功能说。如张涵、张中秋指出“：总体上说，孔子‘兴’、‘观’、‘群’、‘怨’理论的提出，全面总结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兴’表达了诗歌的审美陶冶作用，‘观’表达了认识考察作用，‘群’和‘怨’表达了诗歌的政治伦理和人伦教化作用。三者作用的统一，事实上也就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层次上来肯定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国学举要·艺卷》P105)。杨叔子认为“孔子四个字表达了诗对人的外部世界的功能，理事、待人、接物、处世等等的功能”(《杨叔子槛外诗文选》p186)。林从龙认为兴观群怨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对诗歌社会功能的概括，仍有其现实意义。创作和鉴赏诗歌，切不可忘记它的社会功能。”（《诗苑寻芳》p5）。二是个体心理抒发功能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说。如袁行霈认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孔子注重通过诗的情感去感染、陶冶个体，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细言之，‘兴’和‘怨’侧重于个体心理感触抒发的功能，‘观’和‘群’侧重于通过感染陶冶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中国诗学通论》P32）。陈圣生认为：“‘兴’可以说就是主体写诗和读诗的前前后后的某种审美心态”，“综合表现了诗的审美价值和激发灵感的作用”；“观”“有审美观照（沉思）和审美知觉之意，与日常生活中的所闻所见以及逻辑推理的认识有所不同”；“‘群’的基础是‘仁爱’”，“‘群’是‘四情’中的客观物质基础”；“怨”“往往表现为理性与情感双重的不满，因此要召唤诗的来临，历来是诗的发源地之一。”（《现代诗学》P298-300）。三是艺术欣赏心理说。如叶朗指出：“第一，孔子看到了艺术欣赏活动的多种因素、多种内容，并且把这多种因素，多种内容统一了起来。”“第二，孔子强调诗歌对人的精神的感发作用，从而把握住了艺术欣赏活动的最重要的特点。”“孔子把‘兴’摆在‘兴’、‘观’、‘群’、‘怨’的首位，这表明，在他看来，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中国美学史大纲》P51-53）。四是情感教育说。聂振斌认为“孔子对诗的教育作用作了全面概括。不少人把兴、观、群、怨解释为两层意思：兴和怨是情感的激发与宣泄，这当然是对的；而观和群则解释为观风与合群，即认为读诗可以观察风俗，认识群体的力量，这就有些似是而非。”接着，借王夫之“四情”说指出：“观，是审美观照，是直观体验，而不是认识论上的观察。群，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情感，而不是私人情感，所以怨必须因群而怨，附会群情才更加真挚。总之，兴、观、群、怨都是情感教育”（《儒学与艺术教育》P33）五是艺术哲学思想价值、影响说。李泽厚、刘纲纪认为：“孔子提出‘兴’这个总括性的概念，播下了一颗有着极大发展可能性的种子，后世中国美学关于艺术特征的理论是从这颗种子逐渐生长起来的大树。”“观”的意义则在于“使中国美学注重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把艺术看作是一定时代人们的道德精神心理状态的表现，重视艺术与社会的精神和心理的重要关系，形成了一个良好传统。”“从孔子对‘怨’的看法来看，他已经意识到了艺术所要表现的情感并不是任何一种情感，而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和崇高道德价值的情感。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思想，它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美学史》第一卷P127-133）。六是诗的创作—接受（欣赏）美学特征说，上引李泽厚、刘纲纪从艺术哲学高度的论述实际上已含有包括诗在内的艺术创作与接受美学思想。具体而言，又有两种同中有异的观点。陈良运从孔子“四可以”“不是从创作、是从接受方面而言”的事实出发，按接受受制约于创作的因果逻辑，推断出诗应有相关四方面的创作美学特征，但又有所侧重。并结论说：“‘兴’和‘怨’主要体现在创作方面，‘怨’标示了一种具体情感状态”；“观”和“群”主要体现在接受方面，‘群’标示一种最佳感情效应”（《中国诗学批评史》P41）。聂振斌则主要从王夫之的“四情”说出发，认为“兴观群怨”“四情”既是从创作的角度谈情感的产生，也是从鉴赏审美的角度说情感体验（参见《儒学与艺术教育》P33、262-263）。蒋凡也认为：“兴观群怨”是“对诗歌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指接受美学）进行了言简意赅、较为全面的概括”（《中国诗学大辞典》P63）。

前代和当代诗论家对“兴、观、群、怨”的解读，都有其合理可取处，有的堪称精辟。存在差异则主要由于论者的视角因学术立场和需要变化而引起。这昭示如果选取新的出发点和参照，还可以有所不同的解读。其次，前人和当代人诠释，有的有原创性，如王夫之的“四情”说；多数则是集成性创新，即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实现原创性创意的论证完成，典型的如陈良运、聂成斌等的“创作、鉴赏美学特征”说。但无论何种创新，都必须从孔子“兴观群怨”观的本初意义出发，否则，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本文认为，对“兴观群怨”这一诗学的古老命题进行笔者曾提出的尚智说解读，将能在有关诗词的诗性本体特征以及创作—接受相统一的智性审美原则等方面提供一些新认识，从而在诗词事业可持续发展中，正确处理精品战略与诗教普及两者关系，进一步提高协调两者的自觉性。

笔者在《当代诗词尚智论的认识基础及其本质内涵》（在江汉大学诗教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当代诗词应倡导渗透综合智性，它以对意义与价值的理智思考为骨干，以情智性即了解、尊重社会感情与个人感情的想象力为驱动，通过意象语言，表达充满活力、情韵和智趣的形而上生命境界。”“情、理、境三者的统一，是我们所说的诗的尚智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且包括理、情、魂三智的当代智慧论与我们前述尚智说的理、情、境三位一体的诗智思维的哲学、美学分析不期而遇。”

为使讨论具体些，我们不妨以杜甫的几首作品或片断为对象，看看诗词经典如何体现“兴观群怨”，而“兴观群怨”又是如何体现现代诗性智慧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三）

西山白雪三城戌，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野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此类诗是杜甫创作的主体。关注现实，情感深沉，人道关怀，相濡以沫，将个体的悲欢离合与家破国难的社会情感诉求融注笔端，以表达作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人生真谛和“为仁由己”的大爱境界。这就是杜甫式的“兴观群怨”：兴安邦治国之志，取身经目击为譬，喻大众苦难之一般；观动乱流离之世，考见治道之所失；群一体为怀，感同身受；怨人事不堪，百姓罹殃。这既是通过作品所表现出的创作心理、认识历程和忧患意识；也是千年之下，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杜甫作为优秀、正直的儒者，为礼乐文化所浸润、积淀的仁者情怀。杜甫在时难年荒的逆境中始终不渝地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而非或邀荣争宠，或隐遁避世，这便是杜甫及其作品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观。这是何等的大理智、真性情；大气魄、真境界。杜甫的此类优秀作品在当时以至当代都是“兴观群怨”的伟大创作范式和奇杰教材；闪耀着情、理、境（魂）合一的现代诗性智慧的千秋光芒。

从杜甫作品可以约略领悟孔子“兴观群怨”这一不朽命题是诗性智慧在创作—鉴赏相统一的智性审美原则中的高度理论概括。

“兴观群怨”既成为了构通创作—接受智性审美心理与认知的津梁，所不同者只是作者的“兴观群怨”以客观世界为主要对象；读者的“兴观群怨”则主要以文本和自身经历为引发源头。从而昭示了精品战略（含作品与评论）与诗教普及可以且应当统一，这正是诗词事业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谨以此文质之陶东风教授的“古典诗词中无法找到可适应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宏论，以为何如（陶论见《北京晨报》2011年3月1日C04版人文观察）。

（录自2011.4《中华诗教》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