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合千秋崇“二圣”

孔汝煌

今年是孔子诞辰2563年，也是杜甫诞辰1300年，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和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分别在山东曲阜和四川成都隆重举行。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明中叶后尊崇他为“至圣先师”（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43）。杜甫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明人尊奉他为“诗圣”（参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今天，隆重纪念二位文化“圣”者，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复兴中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其根柢则在于二位先圣所贡献于民族文化历久弥新的共同人文价值，而其当代意义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中心议题。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民生多艰。孔子关注现实，忧虞民命，传承礼乐文化，开创仁学思想体系，以图缓解社会矛盾。“孔子的政治思想带有某些保守性，他坚持‘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不赞成春秋时代发生的一些社会变革”(参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之该书P97 - 98)。“孔子维护周礼”，“但他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要求保持、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基础之上。…而这，就是所谓‘中庸'”，“新近出土战国中山王墓葬中青铜器铭文所载‘籍敛中则庶民坿’这句话，倒可以作为孔子所讲‘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五）实践理性”（引文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9 - 10、18、11)。“孔子是一教育家”。“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体横排本P30 - 31）。

从文化视角看孔子的仁学结构，带有中国诗性文化的最为显明的印记：强烈的情感体验与冷静的实践理性的融合，而这正是中庸思维的主要方面，后者对民族艺术影响之深远丝毫不逊于仁学体系之于伦理。孔子艺论可以称之为中庸艺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温柔敦厚”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文质彬彬”说、“尽善尽美”说等等无一不贯穿着“执两用中”的对立统一准则。在这个意义上看生命力强韧的礼乐文化本质上是情理同构的中庸文化。

孔子文化艺术思想中的现实性、人民性与中和艺论弥足珍贵；杜甫是在民族诗歌领域传承．创新孔子优秀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

距离孔子1200年后的杜甫，“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当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一再受挫后，亦如孔子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论语·宪问》），忠于“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之儒道，坚守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君子人格。正是这种忠义与坚守，使杜诗成为了直面现实、关爱民生的一代“诗史”。“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杜甫这样做，决不像那般蝼蚁辈是为了自求其穴，为了彤庭分帛，也不是为了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而是为了整顿乾坤拯救苍生。”“所以他越是看到政治黑暗，就越不肯避开，越是看到民生疾苦，就越忘掉了个人的不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映照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短短十个字才显得格外耀眼。它们不仅控诉了社会的不平，更让我们感到杜甫面对现实的勇气”（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P230 - 231）。

安史之乱，诗人与灾民共同流亡，真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这期间的杜甫诗歌达到了他的思想、艺术的高峰，“三吏”、“三别”等生动深刻地纪录了动乱中民众的苦难，成为了那个时代民生多艰、国基殆危的真切写照。

杜诗忧时伤世，哀国悯人，读之有不可抗拒的崇高感，这当归功于诗与史的审美结合。《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于干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的“诗史”地位在宋时几已成共识，如黄庭坚《次韵佰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所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正因为杜诗继承风雅传统，抒爱国忧民、忠义仁爱之志，可以垂教万世，故明人由尊孔子为“至圣先师”而尊杜甫为“诗圣”，正是因为看到了二位文化伟人共同的入世济时、崇高情怀的文化传承和无上功德。

“诗史”思维是“诗”的抒情特性与“史”的叙事品格的异质同构，是求美的感性思维与求真的理性思维在求善的价值思维协调下相统一的智性境界思维。回顾前述孔子诗论，比较可知，“诗史”思维的本质是中和思维。杜甫的名作《丽人行》是“诗史”思维的范作。全诗用乐府民歌和民俗画的艺术手法，调动密集的意象群描绘了三位国夫人富贵穠艳、宴饮娱乐、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游春图，更在结尾巧妙讽刺了权贵们污乱宫闱的丑行，从而在盛唐暮春的一抹馀晖中揭示了安史之乱的祸由。

“那些具有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性美的文学名篇，作为异常珍贵的精神文化资源，长期熏陶着人们的智慧深度和人格质量，提供了观察世界的聪明敏慧的眼光和对待社会人生的价值系统。当然对于这种眼光和系统，有一个面向新的世界和人生，对之进行现代化改造和转化的问题。但是应该明了，其间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灭的精魂”（杨义《李杜诗论》P847）。对杜甫及其“诗史”如此看待，对孔子及其仁学体系那样的文化原典更当作如是观。这就是我们纪念两位文化先“圣”所特别关注的。

诗教无疑要以教诗为基础，即教人读诗、赏诗和作诗，当代诗词要出精品。前者关乎以诗育人和民族诗歌的延续，后者关乎民族诗歌在当代文坛的生存权、话语权。当代诗词科学发展需赖诗教普及和精品提高两轮驱动。带有根本重要性的是方向！在当前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有责任感的诗词工作者都应自觉遵循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文艺方针，记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几句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这既是“二为”方针的具体化，也是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中人民性与现实性的时代版，而反映民族文化艺术精品产生规律、体现情理同构的中国诗性文化特质的中和艺论亦蕴其中。

纪念孔子、杜甫二位文化先“圣”，缅怀他们的伟大业迹，继承、弘扬他们的文化艺术宝贵遗产，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需要。这既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自豪，也是二“圣”以及一切文化先贤的幸运，优秀文化如的皪玄珠之光芒，不隔时空，照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途中，故曰：“遇合千秋崇二‘圣”’。

（录自2012.10《中华诗教》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