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魂健翼兴诗教

——杨叔子当代诗教理论体系学习体会

孔汝煌

杨叔子院士被公认为当代诗教文化理论的主要拓荒人和奠基者。他的工作得到了已故中华诗词学会老会长孙轶青以及广大诗教工作者的支持与拥戴。自1998年以来，前后公开发表了：《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为引述方便，简记为文①）、《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再论中华诗词大步进入大学校园》（记为文②）、《力施诗教于未冠——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中小学校园与幼儿园》（记为文③）、《诗教与文化——让中华诗词走进千家万户》（记为文④）、《经典须诵读 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措施》（记为文⑤）、《文化﹒人文﹒教育﹒诗教》（记为文⑥）、《兴于诗——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记为文⑦），以上七文收入《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为文献Ⅰ，记为Ⅰ．）；《国魂凝处是诗魂》（记为文⑧，收入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论文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为文献Ⅱ，记为Ⅱ．）；《知否诗魂是国魂》（记为文⑨，收入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献Ⅲ，记为Ⅲ．）；《诗词与科学.PPT》(扬州会议讲演提纲，记为文⑩)。杨叔子当代诗教文化理论自成体系，影响甚大。据我们的学习体会，其主题词是铸魂、健翼。铸爱国之魂，民族之魂；健科学与人文相融而创新之双翼，竞胜于知识经济时代的苍宇长空。本文以上列10篇文稿为主要依据，参考他的其它有关文化教育专著，旨在认识杨叔子先生有创造性的当代诗教文化理论体系，并述学习体会。本文将由表及里地依次梳理杨叔子教授的以下观点：当代诗教功能观；当代诗教文化观；当代诗教教育观；当代诗教诗学观；当代诗教认知观；当代诗教体用观。由当代诗教功能表象到当代诗教的文化、教育、诗学、认识等一般属性再到当代诗教的本体与实践，层析其启示意义，供批评、讨论、指正。

一、当代诗教功能观

杨叔子院士表述的当代诗教功能是：诗对人的外部功能或即社会功能可表述为：观、群、兴、怨；诗对人的内部功能可表述为：立德、启智、健心、燃情、育美；诗对人内外功能的综合效应：创新。共16字。并对每个字（词）的含义作了阐述。详见《兴于诗——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参见文献I《杨叔子槛外诗文选》P196-207，简记作（据文⑦.Ⅰ.P196-207），本文以下标注类此。

杨叔子院士的当代诗教功能说系统、严谨、科学，符合诗教文化传统精义和时代精神，符合当代诗教实际，既非空中楼阁，也非闭门造车。其来源有三：首先是杨叔子先生幼受庭训，有民族文化熏陶和诗教伴随成长的经历，对诗教有感情、有感悟（据文②.Ⅰ.P120-123）；有诵诗、作诗的数十年经历，懂诗、爱诗；有倡导、指导当代诗教的实践，有倡导、指导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其次是杨叔子先生黯熟民族文化经典，又有深厚的现代文化学养造诣，善于对元典进行创新解读，例见（文③.Ⅰ.P141、149；文⑦.Ⅰ.P207等）多处。尤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诗教说解读出其中的科学与人文的思维和精神内含（据文④.Ⅰ.P151-152），对之易序改造为诗对人的外部功能说是顺理成章的。其三，诗教育人的机制与对内作用，他曾多次简括为陶冶感情和活跃思维，或即培育人性与灵性，或即爱国与创新（参见文①.Ⅰ.P108-109；文⑤.Ⅰ.P170-172、184等）。梁东先生集思广益提出的“启智、立德、燃情、育美、创新”十字育人功能说是对培育人性、灵性说的引申和显化，杨叔子先生进一步“集成创新”为十六字综合功能说是属水到渠成。其中把“立德”提到诗对人的内部功能的首位并增加“健心”，改易孔子四字的次序作为诗对人的外部功能，视创新为总效果，这些既和党的教育方针相协调，又体现了对诗教文化传统精华的继承、弘扬，也与杨叔子先生的历来育人主张相贯通。

当代诗教功能说是诗教事业的标识性诠释，应是一个可讨论的范畴，以期尽可能严谨、科学。笔者也曾指出：中华诗教养心立德、启智创新、审美陶情、砥砺人格（见孔汝煌《让中华艺术、诗词、诗教的和谐文化之魂伴随和谐人生之旅》 据文献IIP371）。亦可聊备一说。

二、当代诗教文化观

当代诗教的文化属性是杨叔子当代诗教理论的基础之一。分三个方面：两种文化；民族文化和诗性文化。

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不同而和”是杨叔子诗教文化属性最有创造性的精义所在。杨叔子首先论证两种文化的主要相异处。在知识层面，科学求真，回答“是什么”？人文求善，回答“为什么”？在精神层面：科学精神求是、献身、创新、从严；人文精神确立责任感、完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重点论证了两种文化是相融的。相融的必然性是两种文化都源于实践；都是大脑的产物，而两半脑虽各有主司，但不能分割。相融在精神层面，人文求善与科学求真不可分割，为真理而献身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汇合一例；相融在思维层面，科学的逻辑思维正确，人文的形象思维原创，汇合成创新思维。中华诗词的名篇名句中两种文化融合之例甚多，“春风又绿江南岸”，“诗眼”之“绿”与数学拓朴学的“特征不变量”相类，是两种文化方法上的相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科学原理之真与人文哲理之真相通，是两种文化知识，思维层面的融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文的浩然正气与科学献身的精神相合（据文②.Ⅰ.P123-135）

民族文化是杨叔子当代诗教文化属性的核心，早在他的奠基性的第一篇诗教论文中就开宗明义：“民族，主要是同文化有关的”，“而没有自己的诗歌，也就没有这个民族的文化。”继而论述诗歌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中国文艺史的主脉（据文①.Ⅰ.P105、108），民族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而传统经典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据文⑥.Ⅰ.P160、163）。他爱读经典，善读经典，如从《老子》的“无”读出了宇宙大爆炸前的状态；从中国化了的佛教经典《华严宗狮子章》“一切即一”读出了与现代生物克隆科技的同一哲理；从《论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读出了丹尼尔·戈尔曼的《情感智商》（据文②.Ⅰ.P118-119、129）。中华诗词放射着经典光芒，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熔铸其中（据文⑥.Ⅰ.P165、167）。“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组合成语言，语言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文化基因。“诗歌是文化基因中特别重要的基因”（据文⑧.Ⅱ.P87、89）。

诗性文化是杨叔子院士当代诗教文化属性的隐含因子、前瞻因子。杨叔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以整体观为统摄，结合变化观、本质观、延生出朴素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哲理视野中的“天人合一”并非神秘的浑一，而是天地万物联系的有情世界，这即是没有人、物对立的原始诗性智慧的感性世界。维系这个有情世界的准则便是《尚书·大禹谟》所说的“允执厥中”即“中庸”，“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把握“中”之度，是系统稳定和谐之常规。杨叔子先生把“和谐执中”（或“和谐统一”）列在中国传统文化十大哲理之首（据文⑤.Ⅰ.P164-165）。以之为准绳，杨叔子先生反复论证的中国民族文化、中华诗词，尤其后者是科学与人文相融、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融，感情与理性相融，正是“以诗性智慧为母体”、“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相融的发展了的现代中国诗性文化（关于“中国诗性文化”说可参阅刘士林文章《中华古典诗词传习与学习型校园蒙养》见文献Ⅲ.P71），也曾与笔者论证过的智性文化（可参阅拙文《当代诗词尚智论》，见文献Ⅲ.P91）相通，从而为中华文化、中华诗教的前瞻性发展提供了研讨性参照。

三、当代诗教教育观

教育学属性是当代诗教的当然内涵之一。可从教育本体论、素质教育论、人文教育论三维度来认识。

就教育本体而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而非‘制器’”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他认为教育是提高素质，而非单纯培训技能。首先是教做人，没有人性、人格、应有的情感、责任感，不成人，无以成社会、民族、国家（据文⑥.Ⅰ.P184）。他认为“育人”是培育做人与做事的统一，人性与灵性的统一，而做人、人性是第一位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始于幼儿教育。不同层次的教育，都要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这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高级人才培育中，要强调创新，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人的人性起主导作用，比灵性、智力的作用更基础。在少儿教育中，尤应把情感的熏陶放在第一位（据文⑤、⑥.Ⅰ.P185、172、190）。教育，实质是文化教育，没有文化，不能成人，不能实践文化，不成完善之人，诗教有助于人的素质的完善，亦即有助于马克斯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据文⑧.Ⅱ.P95）。如果说“育人”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正命题，“制器”是其反命题，则合乎逻辑的合命题便是他所倡导的“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以培育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懂爱国，又会创新的“绿色”人才正是教育向本体性的回归（据杨叔子《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197、198）。

杨叔子院士对素质教育的重大贡献是他在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任上，从1994年起首倡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并坚持至今，影响深远。1998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杨叔子为主任委员并连任三届至今。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已由试点时的32个陆续增加到现今的93个。文化素质教育切中时弊，涉及根本，成为了大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和切入点，渐成我国高教界的共识。杨叔子院士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深刻的论述；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思想，是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和现实的本土化创新。“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既是作为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更是着力于人生价值的取向；从而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它的重点，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它的核心是，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据杨叔子 余东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129-130）

人文教育是杨叔子教育思想的又一重心所在。他强调指出：“在素质教育中，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根本，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文化素质的焦点是人文素质。”（《面向21世纪的大学素质教育》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72）他早在1995年的文章中已就人文素质教育应当围绕五个方面来开展，进而提出四项基本措施（据《继承传统 面向未来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16-18）。正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所要求“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要目的的我国历史与民族文化教育”、“以陶冶高尚情操为主要目的的文学、艺术教育”的需要，杨叔子院士大力倡导大学诗教，进而倡导中、小学、幼儿园乃至社会诗教。

杨叔子教育思想影响深远。他关于论“绿色”人才素质要素的关键词：“责任感”、“为人民服务”、“会创新”、“知识运用能力”（见《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P400）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完全纳入了“战略主题”一节中；他关于高等学校“就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交流与服务”，服务于育人，服务于社会的论述（据同书P128）与两年后即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会的重要讲话中创新提出大学第四功能即文化功能精神一致。

四、当代诗教诗学观

诗教，以诗为教，中华诗词是诗教载体。杨叔子院士的诗学观有不少创造性认识，现从诗词文化论、诗词和谐论、诗词发展论三方面简述。

杨叔子先生把诗教作为进行民族文化、尤其是人文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他多次论证中华诗词承载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人文文化与人文精神，大量名篇名句中蕴涵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民的热爱与同情的民主意识”、“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对爱情、对事业的“深深依恋之情”、“大无畏的斗争气魄”、“对离人的深深祝福”等等，“陶冶着人们的感情，塑造着人们的高尚精神境界。”（据文①.Ⅰ.P109）中华诗词艺术形象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杨叔子先生以大量一一对应的诗词名句印证着他所概括的“三观”、“十语”民族哲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和谐统一、近思远虑、自知自胜、自强不息、厚人薄己、成仁取义、缘督为径、好道进技、薪火相传、不亡者寿（据文⑤.Ⅰ.P173）。杨叔子先生还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五种精神，以诗词一一对应举证，结论道：“这五种精神正是我们优秀传统的时代体现，正指明着我们的人文文化教育、诗教所应塑造的现代民族精神。”（据文④.Ⅰ.P150）

杨叔子先生以和谐观论诗，曾深情指出：“作为中华民族的诗从《诗经》第一首《关雎》作为古代代表开始到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作为当代代表为止，一脉相承，其情可盈天，其理可溢海，从形式到内涵、到意境相互和谐之美，可惊风雨、泣鬼神，难有其它文化珍品能与之匹敌！”（据文⑨.Ⅲ.P10）杨叔子和谐诗论的最精辟之处在反复论证了中华诗词是人文，也是科学，并以王之涣《登颧雀楼》诗与牛顿第二定律数学表式F=ma进行比较，指出诗词与科学的名作都符合“字少、式合、韵美、情真、味厚、格高”的标准。（据文②.Ⅰ.P116；文③.Ⅰ.P143、144）在《诗词与科学》（PPT）讲演中，以大量诗词作品论证在诗词中“科学、人文、同源、共生、互通”。杨叔子先生还从孔子“兴、观、群、怨”诗教说中读出了融科学、人文各自的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内含于一体，进而指出“诗教非但起着人文教育作用，而且实际上有利于科技的普及与提高。”（据文④.Ⅰ.P151、152）这正是诗教对人、对社会发挥和谐功能的基础。

杨叔子新诗论的又一重点是中华诗词的科学发展观，他用了大量诗例论证了中华诗词的科学发展的四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应有时代特点，充分反映时代，言时代之志，表时代之情。”“第二个要求是要善于继承传统，要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第三个要求是吸取科学营养。”“第四个要求是坚定走向大众。”（据文④.Ⅰ.P153-156）其中的创新点是“吸取科学营养”，即吸取科学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使中华诗词创作更有时代特征，更有创新气息。这是对传统诗论唯情、唯美派的改革建议。当代诗词应倡导情理和谐、美善兼容，当代的诗性思维不应仅是原始的直观感性思维，而应融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和价值思维为一体的智性思维、境界思维。杨叔子中华诗词发展四要求也为当代诗教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当代诗教认知观

杨叔子院士引入认知科学论，创新诗词认知论并倡导诗教实践论为当代诗教文化理论提供了辩证唯物认识论支持。

杨叔子的与诗教相关的认知科学论有二个基本点，一是论证了文化教育与诗教共同遵循着一条普遍性的理性认知链，即知识——思维——方法——精神。四环节并非彼此无关，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者之中，知识是基础”，“思维是关键”，“方法是根本”，“精神最重要，是灵魂。”“一切在于意会了以后的如何去‘做’，在于意会这‘源头’要涌出这‘做的活水！’”（据文⑥.Ⅰ.P175-178）显然，实践的源头，进而升华为理性认识，再到意会后的实践正是一条完整的辩证唯物认识链，而其中的的理性认识规律是杨叔子先生用作分析文化教育认知过程的一般方法，例如，也是作为分析科学、人文的异、同，从而得到“科学人文、不同而和”结论的主要依据。二是为两种文化相融的认知论引入了物质基础：思维科学尤其是脑科学的当代成就。左、右半脑分工合作，各主理性与感情、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右脑功能强大，因现代人过分依赖于左脑而未能较好开发右脑。即原创性直觉、灵感、顿悟、创意等未能较好调动。与思维能力相关的大脑神经元与相互联系的“触突”成长、成熟是个过程，愈是年老，大脑的可塑性愈小。艺术教育，尤其是诗教有利于开发右脑，健全左脑，且愈早进行愈好（据文③.Ⅰ.P141-142、145）。

诗词认知论是杨叔子运用知识——思维——方法——精神这一理性认知规律于诗词的创新。如辛弃疾《祝英台近》中猜到了月地关系、高空风、引力等近现代天体学知识；金昌绪《春怨》结构的起承转合运用了逻辑思维；高适的“前村月落半江水”由实证而改“一江”为“半江”；“诗眼”、“词眼”与拓朴学的“特征不变量”相类，这些都是科学方法；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紫”字符合光学原理，而科学原理是求真的科学精神的符号化。诗词本身是人文的，其中又含科学的秉性且非个例，因而诗词是人文，也似科学是一般规律。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既写了亲情，又符合现代计算机“图像识别”程序（参见.Ⅰ.P131、134、135、184、185、205）。诗词创作协调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创新便是诗词创作从理念到实践的常规。前者如刘禹锡“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翻新杨柳枝”；后者如前人写“愁”的名句，形象化地写出了愁的深度、广度、重度、倍数、形状、长度、体积等等（参见《诗词与科学》PPT）。

杨叔子院士“一以贯之”地用“知识——思维——方法——精神”这一文化教育的普适理性认知链来分析论证不同层次教育中开展诗教的实践。“基础教育主要是为‘做人’打好基础，也是为未来培养出创新人才打下最重要的基础，要‘培养感情，背诵精华，引导好奇，保护个性。’”杨叔子先生分析了诗教对与知识、思维、方法、精神相应的前述四句话中的每一句都有独特作用后，结论道：“诗教在基础教育中占有极富生气极具战略意义的地位。”沿相同的思路分析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诗教实践：“中等教育，主要是为‘继续学习’打好基础，要‘认识人生，扩大基础，重视理解，引导个性’。”中学诗教相应提高了要求：增加数量，加强理解，形式多样，学习创作，使学生逐步融入中华诗词之中。“这对于弘扬与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深远作用。”“高等教育，主要是要为‘创业’打好基础，要‘理解人生，提升基础，启迪智慧，发展个性。”“在高等教育中，中华诗词的学习，应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出无愧的贡献。”（据文⑥.Ⅰ.P185-190）

六、当代诗教体用观

杨叔子院士的当代诗教体用观可由三个视角来认识：直接论断；从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中逻辑延伸；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先看第一种情形。典型的直接论断如：在论述中华诗词的育人机制与功能后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危险在一个‘自’字上，人文教育、诗教之所以重要，要害就在于此。”在论述中华诗词内蕴的爱国精神、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以及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最重要在培育爱国与创新后指出：对大学生加强人文教育，事关民族兴衰千秋大业，进而说：“人文教育中诗教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的人文教育，我们的诗教，一定要有时代特色。”（据文②.Ⅰ.P116-117、122、127、136）在论述了脑科学的当代成就表明应“力施诗教于未冠”后说：“教育应使左右脑并用，科学与人文交融，而诗教应占特殊地位。”（据文③.Ⅰ.P145-146）在论述科学人文两者不可偏废后说“开展人文教育、诗教，即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对燕子，双双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文④.Ⅰ.P151）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继承弘扬后说：“中华诗词是中华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要继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这是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据文⑤.Ⅰ.P166、170、174）在论述中华诗词是典型的中华文化后指出：“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的所谓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在育人中，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战略地位。”在引述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关于民族文化的讲话后指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开展民族经典教育，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诗教应先行，要‘兴于诗’。”（据文⑦.Ⅰ.P194）在纵论了诗教的综合功能后指出：诗教“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据文⑦.Ⅰ.P207）在深刻论证“国魂凝处是诗魂”、“知否诗魂是国魂”后指出：诗十分有助于马克思所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是国魂之所系；“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民族之根之魂”，“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据文⑧.Ⅱ.P95；文⑨.Ⅲ.P14-15）综上可概括杨叔子论断的当代诗教本体是：国魂所系、民族复兴大业所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所助——爱国创新人才培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民族文化教育——当代诗教。

再就杨叔子先生诗教的实施范畴论述看其主旨。首先，从他在十余年中发表的10篇文章标题可知，当代诗教应以校园诗教为重心，走向社会，最终成为国民诗教。其次，从他对不同层次的教育按知识、思维、方法、精神四层面详论诗教不同层次的特点可知，校园诗教、教诗应有紧密结合不同教育阶段的针对性。综上二方面，可概括得知杨叔子当代诗教定位在大诗教观：其在横向是由青少年而惠及全民；在纵向则是“育人”诗教与“教诗”相结合，分阶段实施。杨叔子关于当代大诗教的体用观与孙轶青先生、梁东先生等以及中华诗教促进中心诸位学者的看法大体一致，但杨叔子先生的论述更为严谨、深刻、系统。

通过对杨叔子院士诗教功能观、诗教文化观、诗教教育观、诗教诗学观、诗教认知观以及诗教体用观等由表及里的梳理，我们试图遵循本质性、相容性、普遍性、实践性、前瞻性等原则，凝练杨叔子当代诗教文化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其表述是：育人、审美、时中、务本。育人，育懂爱国、会创新的高素质人才是杨叔子当代诗教文化论的最高宗旨；审美，诗教文化以中华诗词为主要载体，其直接属性是美育，培育审美心理、能力、风尚，以助“全人”教育；“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二章》）时中，时刻附合中道，而中道是和谐之道，是中华诗词情理和谐、科学与人文和谐、中和审美之道，是诗教文化使个人、社会和谐发展之道，时刻遵奉，即与时俱进之道；务本，以人为本，既以育人为本，亦以惠民为本，以崇实为本，不图虚名；要牢抓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这个根本。杨叔子诗教文化理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杨叔子当代诗教文化论的核心精神，也较符合当代诗教文化理论探索与诗教创先实践的主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对中华诗教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有一定前瞻性，对进一步凝练当代诗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引领意义。（2011年11月12日草毕，15日初定稿）

（录自2012.12《中华诗教》71期；2013.6《中华诗教》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