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创新——当代诗教创新说
孔汝煌
本文旨在略说应以培育创新力为重要目标的当代诗教创新。
一、“钱学森问答”与诗教创新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9年11月11日，钱老逝世11天后，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使“钱学森之问”成为了舆论焦点。钱学森生前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大成智慧教育构想。”这个构想有四个方面，构想之三是：让科学与艺术“联姻”。他曾深情回忆自己的切身经验：“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44年来，蒋英（钱夫人，女高音歌唱家）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中国教育报》2009年12月21日版杨桂清、张树伟文章《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问答”是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杰出表述。这也使得我们联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动美国教育思想变革的哈佛“零点工程”研究，以及所催生的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本世纪初，杨叔子提出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可名之为‘绿色教育’。”（2002年10月14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演讲：《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见《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2版P63）与钱学森问答灵犀相通。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而这又是素质教育在当前的核心目标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讲素质教育讲了多年，素质教育到底应该抓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方向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是有人性的，还要有才华，这才叫‘人才’。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仅仅做好人是不够的，还要做创新型的人。创新能力是多维的，创新型人才是多元化的。不只是让少数人上少数的重点大学。”（徐小洲《创新型人才与教育创新》、《浙江教育信息报》2009年12月3日5版）可见，创新素质教育不仅是英才教育，也是大众化教育，基础教育乃至职业教育等一切教育的重要任务。这就为艺术教育——当代诗教——创新教育拓展了科学认识空间。
但校园诗教的科学认识空间还不等于实践的生存空间。在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教育主要是专业教育，是为创业打基础服务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一种理念，素质教育理念的贯彻在当前是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渠道，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为特征。因此大学和职业院校的诗教只有纳入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只有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只有突出创作教学的诗教，才能在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站稳脚跟并永续发展。
与专业教育不同，基础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按说校园诗教在中小学应是如鱼得水。但情况远不能乐观，诗教与素质教育一起正受到事实上的应试教育严重挑战与挤压。不仅在有条件学习创作的教学段不能规范开设诗词创作教学，且越是接近升学考试的高年级，诗教随素质教育就越是被边缘化。应该承认，升学考试虽有片面性，但不失为相对公正、公平；虽有局限性，但目前还是选拔测试的可信方式而无法被全面取代。因此基础教育的校园诗教必须与素质教育同舟共济，直面素质教育与升学竞争并存的现实。校园诗教以培育创新力为目标的探索是素质教育在关注提高素质的同时，重视显化为能力，从而化解现实矛盾的正确方向，也因此是中小学诗教争取其生存空间的关键。
当代校园诗教可持续发展问题归结为诗教能否以及怎样有助于培育创新力的问题，亦是校园诗教如何创新的问题。
二、诗教创新的诗文化基因
诗教创新的诗文化基因源于中华诗学的创新传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唯新。’”（《大学·传二章》）明李渔说：“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闲情偶寄》）“新”是审美理想的发展观，是诗文之道的命脉。历史上有创新风格和成就的诗论家、诗人无不如此。
正如刘勰所说：屈原“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辨骚篇》）屈原以创新自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仅他所创用的“伟辞”，贻泽后世者亦甚夥。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冉冉”，《陌上桑》有“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李煜《谢新恩》有：“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其它如“迟暮”、“漫漫”、“木叶”、“渚风”、“回风”等后人常用的诗性辞语，皆出自屈原的首创。
魏晋诗文以“新”、“奇”见贵，可以刘勰的“通变论”为代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心雕龙·通变》）钟嵘《诗品》指出“观古今胜语，皆由直寻。”直寻即直觉，“若夫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唯能自出机杼，始得清新自然。
李白“瑰奇宏廓，拔俗无类。”（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他自期“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古风二首》之一）杜甫“上薄风骚”，“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牧《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他自许“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愈“凌纸怪发”，“惊耀天下。”（皇浦湜《韩文公墓志铭》）他的追求是“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答李翊书》）李贺“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苏轼“地负海涵，不名一体”，“能驱驾杜、韩，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视百代。”（《唐宋诗醇》）他崇尚“新诗如新玉，出语便新警。”（苏轼《送参寥师》）陆游“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徐渭诗心纵横，不傍门户，《题画梅之二》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李贽倡“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便难免人云亦云。“童心说”下启公安，故汤显祖说：“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小修。”（《读锦帆集怀卓老》）袁宏道力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序小修诗》），“格套可厌，气习难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乎，所谓日日新，又日新也。”（《又答梅客生》）汤显祖断言“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呈之，几不入格。”（《合奇序》）傅山极力非“法”：“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霜红龛集》卷十四《哭子诗》）李渔意取“尖新”，“尤物是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闲情偶寄·词曲部》）；袁枚引北魏祖莹语：“文章当自出机杼，自成一家，不可寄人篱下。”（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评价自己说：“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答程鱼门书》）王夫之力戒“死法”束缚创新之弊：“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部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途千里，则至愚者不为也。”（《姜斋诗话》卷二）郑板桥不泥古法，不执陈见。“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裁。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排。”（《题画》）
从创新学的视角看，中华诗学的创新传统极待系统梳理，使之成为诗教创新的资源宝库之一，更是诗教激励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
三、诗教培育创新实务
创新学归纳创新要素是知识、能力和人格。中华诗词是创新要素培育的宝贵资源，问题在于自觉、深度地开发，这是当代校园诗教创新的核心目标。
中华诗词是创新所需的文化通识宝典。试解读范作刘禹锡的《石头城》以明此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这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的代表作，“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华，俱归乌有，令人于言外思之。”（沈德潜《唐诗别裁》）是文学、艺术自不待言；是六代兴亡史的形象概括；是人事兴亡规律的哲理之思；是物是人非的科学写真。这里所说的科学之真，主要是指方法与精神层面的，具体知识层面的当然要依赖于科学学科和专业教育。在信息化时代，人各有专业，但创新需要文化通识，诗词以其无与伦比的凝练而具有极高的信息强度，且易诵易记，因而是性价比极高的文化通识教材。文化通识视野是诗教创新的着力点之一。
中华诗词是创新能力的集成。创新能力主要决定于生命活力、思维品质（心理、类型、模式）和实践能力等方面。
通常说原创性要靠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核心是想象，诗词是最富于想象力的语言艺术。试析范作当代陈寅恪的《纯阳观梅花》：
我来只及见残梅，叹息今年特早开。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觉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全诗记叙探梅过程所用赋笔，其心理活动是知觉想象（基础想象），而三个核心意象：残梅、苔根和病眼却颤颤巍巍登台远望的作者本人，前二者的创建凭借的是创造想象（核心想象），或许几乎失明的作者根本就未看到残梅，更别说树根部的莓苔了，即便登台也远望不到什么，只是建象寄意，一任想象驰骋。想象常借分想与联想进行。借助分想，才过滤掉与主旨无关的表象，如纯阳观的景象等等，因此，分想是“知解力”掌控想象力免致迷乱的重要心理能力。联想是想象展开的主要心理机制。此诗赋笔中的比兴无不是接近联想或类比联想，如残梅、劫灰——文化劫难；苔根——文化根脉；名山讲席——文化教育界；胜地仙家——学术思想界；天地——当时的政治气候；高台——瞻望、希望。陈寅恪作为大师级的学者面临社会变革中的乱象，由叹息而愤激、焦灼，转而热切希望于未来，分明的情感历程表征了一位正直智者在逆境中的生命搏动，驱使他写下这首拗峭沉郁的七律，生命活力是一切创造的根基，想象是创造思维的心理基础。
思维品质是创新力的核心。创新思维尤其重视扩散思维和广角思维。而一切优秀的诗词无不体现诗人词客卓越的创新思维品质。试看范作晚唐张乔的《书边事》：
调角断清秋，征人倚戌楼。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
此诗前六句12个相关意象以发散思维展开；尾联以聚合（求同）思维收拢到一个流水意象点出主题。本诗以晚唐宣宗大中五年至十一年（851-857）西部边境暂时安宁的史实为依据寄托民族和睦相处的愿望，一反边塞诗多作英雄主义颂歌的常见立意，明显是运用了求异思维。扩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有机结合，又巧用求异思维，遂使“此诗高视阔步而出，一气直书，而仍有顿挫，亦高格之一也。”（俞陛云《诗境浅说》）
广角思维亦称立体思维，纵、横、顺、逆等思维方向，尤以逆向思维为关键。试看范作岑参《山房即事二首》（其二）：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这也是一首怀古诗。梁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故址在河南商丘东，是文士骚客雅集园林，极风景人物一时之盛。诗人即目所见日暮乱鸦、荒村萧条、庭树春花是时轴在当下横截面上的典型物色，是横向思维各表象。三、四句转结用逆向思维，由日暮萧条之“衰”逆转到庭树春花之“盛”，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反差。以之兴起梁园的今衰昔盛的联想，这是画外的二次逆向思维。比较前引刘禹锡《石头城》诗，在画外的逆向思维的含蓄题旨这点上是相同的，但刘诗少一重画面上的逆向反衬，因而不及岑诗之腾跃起伏，深沉浑厚。岑诗遂被“后人袭用者多。然嘉州实为绝调。”（沈德潜《唐诗别裁》）以致成为历来怀古诗的典范。
创新思维的类型多样，若从宏观模式着眼，都可归结到一个模式，即杨叔子院士深刻论及的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相融。试看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所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上片“言鸿见人，下片，则言人见鸿，说鸿即以说人，语语双关，高妙已极。”（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词写鸿拟人，写人托鸿，集鸿态之真，人格之善，意象之美为一体。情景交融，亦科学，亦人文，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心理的无意识原发过程与有意识继发过程的统一；直觉与审美的统一；艺术创新与科学创新的统一。
实践是创新能力体现的终端环节。诗词作品是创新实践的系统工程。立意、体制、声律、取材、剪裁、意象、语言、章法、锤炼、修改、意境，任何环节都有创新的空间，任何环节都是对作者的创意的挑战，任何环节的创新都能为作品整体的创新出彩作贡献。诗教创新也意味赏读教学中着意揣摩作者在每一个实践环节的创新，而创作教学中则要重视启迪习作者在其中的关键实践环节如立意、剪裁、意象、语言、章法、意境等方面倾注创新的才智。显然，及时、适度地引导创作是诗教培育创新的根本方面。
人格通常指人的稳定的性格和心理素质，是引领正确创新方向和创新可持续的基本要素。与创新力相关的人格素质大致是：求知欲、进取性、挑战性、意志力、耐挫力、适应力等都与人的持久的激情和热情相伴，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追求自身对象的本质力量。”诗教正是培育创新的生命本质力量的有效途径。
诗教如何培育创新是继明确诗教可以培育创新之后的深度探索问题。举其大要仍须从培育创新思维能力入手。要认真总结、运用前人的许多自觉不自觉的经验。
应十分重视以求异思维为重点的发散思维训练，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可由简单到复杂循序过渡。常用的方法如给定韵字的组字训练；给定词义的同、近义词训练；意象构建中的意与象或情与景的契合性训练等。在训练中要十分重视多样性中的独特性，导以“避熟就生”的原则。例如：韵字“东”的二字、三字尾组词大多直接用其方位义，如“河东”、“日生东”等，但“房东”一词却用引伸义因而区别于一般；“遥远”义的同、近义词很多，如“迢遥千里”、“山南海北”等大多在“距离”上形容夸饰，但“嵩云秦树”一词不仅形象地表达了距离感，却因云的缠绵和树的坚守而兴起的两地远隔的情韵义；在意象构建训练中，移情入景，即通常用所说的“比”法，如能承载“坚定”情意的表象有松、柏、竹、梅、石、岩、山等多种，前人写出过不少佳句，但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竹石》）尤能令人印象深刻；触景生情，即通常所说的“兴”法，如“鹰”能兴起高远、迅疾、锐利、威猛等不同的感受，但刘禹锡的“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表达了待机而动的雄心与智慧，就别开生面。
以逆向思维为核心的广角思维训练，最可行的普适方法是对联教学。“对对子”因其对活跃思维的有效性而成为传统悠久、少长咸宜的诗教形式之一。如“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就意义说是“正对”，说的是孟浩然的一生两个典型时段的同一种品格：不慕荣利（事实如何是另一回事），既有接近、类比联想，又兼有沿时轴的纵向思维的特点；尤为难能的是两对名词和一对动词都是反义词，故就字面、词义说是运用了逆向思维的“反对”；从上、下句的关系说，各自的句意都只是部分，合而为一才完整，且上、下句衔接运用了顺向思维，因此有流畅的承接递进关系，从而具有流水对（串对）的特色。本例可见楹联教学对培育广角立体思维之潜能所在。
（2010年1月）
（录自2010.2《中华诗教》54期 本文主要论点曾在中华诗教委员会中华诗教巡回讲堂赴温州、衢州等地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