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的广义美育视野

孔汝煌

《中华诗教》（双月刊）2008年以来连续三期（42、43、44）重点推出了以大爱精神与崇高之美为主旨的系列诗作：《米菩萨之歌》、《雪兰操》和《悲壮心路大爱热颂》。配发了相应的评论文章：《沉重的崇高》、《用雪兰精神抒写大爱无垠和谐育人》和《汶川凝聚大爱诗教呼唤崇高》。现将我们从诗教的广义美育视野的有关思考汇报求正。

一、诗教培育大爱

汶川巨灾，举世震撼。华夏国殇，亿兆同悲。大爱无垠，众志成城。大地震使我们感受了生命的脆弱、无奈与无助。但也让我们领悟了人性的悲悯、信念和力量。触摸了生命的顽强、抗争与不屈。大灾难带来伤痛，照示大爱，彰显崇高。北川银行的龚天秀，为了丈夫的临终嘱托，为了孩子而在废墟中苦熬75小时。用石头砸破被压着的腿，喝自己的血。呼救引来同事，但界隔阴阳，无法出入。她要来锯子和剪刀，生生弄断了被死卡住的伤腿，爬了出来。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教师张米亚、坍塌的水泥块压着他化石般弓着的身躯，左右臂弯里各搂着得救的学生。他生前是位诗人，曾写过：“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面对国殇，老院士哀痛欲绝：“哀思一片自长空，汇入炎黄痛默中。”（杨叔子《机上默哀感赋》）老诗人一片痴情：“今天，我低下头，不是为了哭泣——/只为亲吻那破碎的土地/只为再作一次心灵和废墟之间的寻觅/寻觅婴儿的哭泣/吸吮他们伤口的血迹/催生下一个生命的奇迹//（梁东《下半旗》）老干部又思披挂：“瓦砾救人生死共，谁家忧患不承肩。”（赵焱森《军警尽显英雄本色》老教师不甘事外：“安危系在爱心链，华夏脊梁人一环。”）（孔汝煌《爱的接力》）青年诗人为遇难小学生未竟的图画悲歌：“纸间图画手中笔，何忘小溪添一湾？”（沈利斌《学生》）在校学子悲悯无限：“伤心泣罢复嗟叹，莫让汶川来梦中。”（张小蓝《梦见汶川有感》）……（以上均引自《中华诗教》第44期）。

温家宝总理于2006年在东北大学与留学生共度除夕时动情地说：“学校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是对学生爱，而且是大爱。”“对人民要有真挚的大爱。”什么是大爱？王少安、周玉清在专著中概括说：“所谓大爱，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的自身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持久的关爱精神和高度负责行为的统一。”“大爱”的特征是：“大爱是爱人之爱”；“大爱是对人的深远的爱”；“大爱是用‘心’的爱”；“大爱是稳定持久的爱”（《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P6-P10，人民出版社2008.2一版）概言之，“大爱”具有基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责任感，精神与行为相统一的高尚道德境界的特性。

朱小蔓认为汶川大地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在抗争救灾中受到了最深刻的情感教育。”“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情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情感？”“一般来说，原始——社会性情感（文章指‘同情、怜悯、羞耻、敬畏’等）是与生俱来的，而较高级的情感（文章指‘移情、分享、同感共受、依恋、信赖、利他、责任、奉献、爱国’等）则要通过家庭、社会、学校的教育以及自我教育不断强化，并在主体身上表现出来。”（参见《中国教育报》2008.5.27三版文章“爱，无言的道德命令”）可见，“大爱”属于人类高级的道德情感及其行为表现，他以原始——社会性情感为基础，而须通过后天的教育生成。

尽管汶川大地震凝聚了大爱精神，但并不能忽视爱的情感教育部分缺失的现实。在“范跑跑”（遭遇地震的语文老师范美忠不顾学生，本能逃命而事后振振有辞自我辩解）现象引起的反思中，无独有偶地出了个“杨不管”（据《广州日报》7月12日报导：地理老师杨经贵在课堂上眼看两个学生殴斗，冷漠地说：“你们要是有劲下课到操场上打。”不加制止，顾自讲课，结果导致一人死亡。）如果说“范跑跑、杨不管”那样的教师可能是个别的，那么于丹在汶川震后第三天的古诗词欣赏选修课上为之发火的情形就不是罕见的了。于丹痛心地问几位在这样举国悲伤的凝重日子里漫不经心地在课堂上说笑的学生；“难道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吗？难道北京安然无恙，没有地震，就是一件可以让你们载笑载言的事吗？”正如于丹所说：“大学教育最应该给予我们的不是知识，不是学历，不是证书，不是光环，而是一颗满怀悲悯的心。”（引自《读者》原创版7期安宁文）。

爱心情感教育的最佳途径是美育。因为“审美教育是以艺术和各种美的形态作为具体的媒介手段，通过审美活动展示审美对象丰富的价值意味，直接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情感世界，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优化人的心理结构、铸造完美人性，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定向教育方式。”（朱立元《美学》P359~360，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9一版）。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载体，中华诗教则是我国审美教育的传统瑰宝，也是爱心情感陶冶的最易普及、最具民族特色、最附合国民审美接受心理、最为历史经验所证明其有效性的艺术教育。正如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所指出：诗的想象力是实现道德上善的工具，因为它能深入到他人的内心，把他人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这种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详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P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华诗教促进中心合作于汶川震前推出《中华文化之根系列从书之一——大爱精神的中华文化之根》（简编见43期《中华诗教》），其中笔者创作的276句约1940字的长篇叙事诗《雪兰操》歌颂了奇女子陈雪兰燃烧生命献大爱的不凡人生所闪耀的人性崇高之美的光辉。大爱与崇高之美自然地融而为一。《雪兰操》有云：“兰性蕙质融爱心，此情此志可铸金。”“要从奉献寻价值，爱心为民即大仁。”“祖国故土最眷恋。”“抗争磨难是我师。”“扎根申臯霜雪酷，几次出国毅相辞。”“剥夺工作廿二春，富贵不惑甘病贫。威武未屈弱女子，雪兰残疾大写人。”“和谐社会我做起”，“百劫千磨无所怨。”“弱势群体尤关爱，”“雪兰生命践然诺”，“希望世界充满爱，人发光热无憾悔！”“所难历劫不自弃，坚韧挥洒血泪诗。血泪之诗实壮美，爱心永放大光辉。”“我愿爱心长相护，傲雪之兰永不凋谢碧萋萋！”陈雪兰老师在对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所作的音像谈话中深情地说：“几十年来我对这个人生大问题的态度和经历，概括起来是三个爱字：爱生命、爱祖国、爱人民”。“爱心教育从大处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讲社会和谐，讲以人为本，讲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讲八荣八耻，都离不开人间的真情真爱。我的一生始终浸沐在爱的奉献和爱的教育中，爱使我对所受的磨难和痛苦，对所受的不公正遭遇都无所怨恨，……。我用生命履践的希望是：‘让世界充满爱，让人人都有机会发挥他最大的光和热’”这是一位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的伟大女性对大爱与崇高境界的人生答卷。

诗教应以培育大爱为已任。

二、诗教呼唤崇高

东尔尼雪夫曾指出美和爱的互证或共通性：“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P40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

笔者认为：正如爱心情感有原始——社会性情感与道德情感既有联系，又有层次的差异，与之相应，审美形态也有彼此联系而又相区别的两个范畴；优美与崇高（延伸的还如喜剧与悲剧、丑与荒诞等）。大爱情感的培育并非单纯的优美（即通常所认为的美）审美教育可以轻松愉悦地实现，而必须寓崇高于优美，且更多地通过崇高审美教育才能达成。

崇高与优美这一对依存而差别的审美形态范畴是美学史上并不新鲜的话题，但却是当代诗词家与诗教工作者应予重新认识并检讨的认识及实践课题。在这方面，人们往往更为重视博克、康德以及黑格尔对崇高审美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理论思辨，而对席勒在《论崇高》和《审美教育书简》中对优美审美与崇高审美异同的分析及融合两者的广义美育观的论述重视不够。席勒深刻指出：“美（指优美）是理性（指经验范畴中的知性）与感性的协调一致”，“与此相反，崇高是感性与理性的不一致”。“物质的人与道德的人，在这里最显明地以此分离。因为正好是使前者感到自己的局限的那些对象，使后者体验到他自己的力量；恰恰把前者压倒在地的那些，使后者得以无穷地提高。”（席勒《审美教育书简》P251-252。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版。《论崇高》作为附文在该书P242-P275）席勒甚至借转述经改造了的法国费纳隆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的故事来说明优美美育的局限和崇高美育的特殊价值（参见同书P255）。当然，席勒没有丝毫轻视优美美育，而用了整整27封审美（优美）教育书简的篇幅来申述优美美育的根本性作用。“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他在个性上建立起和谐，一切其他形式的意向都会分裂人，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建立在人的本质中的感情部分之上，就是完全建立在人的本质中的精神部分之上，惟独美的意象使人成为整体，因为这两种天性必须和谐一致。”（同书P236）席勒的原创性贡献是深刻指出了优美审美与崇高审美必须结合的广义美育的意义。“因而要使审美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必须除美之外，再加上崇高”。“没有美，我们的自然规定和理性规定之间的斗争将始终不断。”“没有崇高，美将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尊严……只有崇高与美相结合，我们对这两者的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无缺的公民，而且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它的奴隶，也没有玩忽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公民权。”席勒还指出了对优美与崇高的两种感受能力并不能同步发展的广义美育阶段论思想（以上引述见同书P256、P268）。席勒丰富的广义美育论思想为我国当代的美育理论所借鉴。“优美教育又特别适合于儿童。”“所以对每个个体来说，美育应该从优美的教育开始，逐步扩大他们的审美视野，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这对成人和儿童均是如此。”“崇高是于优美之后产生的审美形态，属于近代审美范畴，它是人类的主体精神力量得到发展之后的产物。从个体的成长来说，也只能在精神力量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冲突、对立、斗争的现象，丑的现象，才可能被纳入他的审美视野。”“崇高的教育应放在美的教育之后，它对幼儿不太适宜，一般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杜卫《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一版P304、307～308）。

席勒的广义美育论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学的中和审美观相契合。优美与崇高在我国传统文论中被分别称为优美与壮美（阴柔与阳刚）。其核心思想中关于阴柔与阳刚的对立与统一，植根于《易传》。清代以来魏禧、姚鼐、刘熙载、王国维等人对之都有过精到的论述。（详见叶朗《中国古典美学史》P63～64；P391～393；P452～453；P503）。魏禧在《魏叔子文集》卷十《文濲叙》中对优美与壮美所引起不同的审美感受有形象说明：“吾尝泛大江，往返十余适。当其解维鼓枻，轻风扬波，细濲微澜，如抽如识，乐而玩之，几忘其身。及夫天风怒号，帆不得辄下，楫不得暂止，舟中皆无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揽其奇险雄莽之状，以自壮其志气。”这比英国博克《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一书的类似心理描述整整早了一个世纪。姚鼐在《抱惜轩文集》中的相关论述则进一步肯定了诗文的优美与壮美两种审美类型的存在；相对而言，阳刚之美高于阴柔之美；诗文中不同的审美风格可以偏胜而不能偏废。刘熙载《艺概》中对优美与壮美的融合滲透论述最为精要，就词曲说：“淡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把诗的两种境界与两种审美范畴对应联系：“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中国文论中关于优美、壮美差别及其融合论是对审美形态论及广义美育思想的重要贡献。

尽管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理论中排除了自康德以来的古典美学崇高论中的理性与伦理的地位，“而被一种生命力和内容所置换。崇高直接面向生存和对人的现世存在的关注，崇高的超越不在那遥远的彼岸或是神圣的理性之中，而就在于我们自身的生命。就在于我们自身的心灵。”（朱立元《美学》P155）笔者认为，其实，无论古典崇高论还是现代崇高论，如不纠緾于主、客体是否二元对立的哲学思辩中，即以汶川现象实证崇高，那么，他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崇高是生命力在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语）的实践过程中抗争自然或社会的强制力而引起的敬畏、超越与喜悦并存的审美感受。它是人的知性对感性的提升，而后在更高层次上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直观”力与“本质直观”力的和谐。如此理解崇高审美，或可有助于破解对诗词崇高风格与广义美育难免道德说教之惑。

视崇高诗风为道德说教是当代诗坛与诗教领域的误区之一，其表现形式一是理思脱离感性形象的现代玄言诗大量出现；表现形式二是不少成名诗家视崇高题材的诗词为应景，不是部分失语，便是所作平庸。这些都影响了诗教的广义美育特性对当代诗教资源需求的满足。

误区之二是滥用想象，异化崇高审美。2008.6.24《长江日报》有文章说成都彭州市一村民的大肥猪在地震废墟中被埋36天而成功获救，“坚强”活着并被建川博物馆馆长买下，取小名“36娃儿”，大名“朱坚强。”腾出专门圈舍，给予奉养，不少网民深为“感动”。2008.6.17《扬子晚报》有文章说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于6月6日发表在某报的《江城子》，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人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文章作者从伦理反思的立场提出对“做鬼也幸福？”的责问。从美学的立场看，“朱坚强”和“王兆山现象”完全不懂得朱光潜综述的康德所论，审美心境是可普遍传达的特征“就在于对象的形象显现的形式恰好符合两种认识功能（即想象力和知解力）。可以引起它们和谐自由活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P35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一版）这与霍布士“总之，思路（指想象）在受意图控制的时候，它不是别的，就是寻求，就是拉丁人所称为‘智慧’的那种创造发明的能力……。”（转引自同上书上册P201）的论述相通。即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而必须与“知解力”或“智慧”协调才是艺术的有效创造力。而“朱坚强”和“王兆山”《江城子》的“想象”正是匪夷所思的“妄想”。其次，已如前述，崇高审美的本质不脱离人的生命实践。“朱坚强”和王兆山《江城子》的“崇高感”恰恰是对崇高美的异化。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彰显崇高。

《中华诗教》每期一诗专栏于42期推出了伏家芬在2006年获华夏杯中华诗词大奖赛一等奖的叙事歌行体古风《米菩萨歌》。歌颂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事迹和贡献。笔者曾就此发表了《沉重的崇高》的评论文章。笔者认为这是当代诗词中难得一见的崇高之美的力作。其依据有四方面。首先，《米菩萨歌》符合朗吉弩期提出的崇高艺术必须有“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感情”，“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等主要的艺术要素要求。其次，长诗符合博克所提出的关于崇高感产生的心理历程。其三，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中正审美观，熔壮美与优美于一炉。其四，诗作较好地继承了杜甫式崇高之美的风格，而不失时代特色。将《米菩萨歌》视作当代诗词崇高之美的范作并非过誉。

据《工人日报》2008.6.26报道，杭州“西点男孩训练中心”暑期班报名爆满，不得不移师长兴。“西点”中心主任出示一份上海市一位小学老师的调查显示，基础教育中的阴盛阳衰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引起对中小学教育需要增加阳刚之气的呼吁。

当代诗教服务于贯彻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作为广义美育的有效载体应慎思自己的使命：诗教呼唤崇高。有责任感的当代诗家与批评家也宜反思，如何使壮美与优美相融作为精品战略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涵。2008年7

（入选中华诗词学会22届研讨会论文集录自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1一版所收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