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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汝煌:创新培育 科学精神 诗教文化
2024-02-06 09:16  

创新培育 科学精神 诗教文化

孔汝煌


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显示:在世界4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位据第19名。据该研究院宋卫国研究员的解读,中国的创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稳中有升:与上年比较,名次持平,但指数得分高3.2分,对后面名次的加拿大等国家的优势扩大,与18位的比利士的差距大幅缩小。二是中国创新能力大幅领先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2013年,中国人均GDP刚过6800美元,略高于创新能力排名第39位的印度,而接近许多人均GDP在5万美元左右的欧洲国家,这个特色与创新能力排序分占2、4位、同样以创新为国家战略的日、韩相近。三是中国创新活动重心正由知识创造向技术创新延伸,企业创新成效明显改善:与上年相比,知识创造指标下降1位,排名19;企业创新指标排名提升2位,列13位;创新绩效排名提升3位,列第11位;创新环境指标排名提升1位,列第13位。四是中国创新产出正在从注重数量增长向注重质量和价值提升转变:我国科学论文数量早在2007年即已达世界第2位,2013年,我国科学论文引证数已从2007年的第8位提高到第3位;三方专利数的世界排名则从第11位提高到第6位(见光明日报2015.7.24日10版宋卫国文《中国创新能力什么样?》)

科技创新是我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科学教育。中国科学院学部在2015.7.17日举行了“科学教育论坛”。中科院科普与教育委员会主任、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风院士说:“科学教育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普通教育的延伸。”科学教育“既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更是科学精神的启蒙和科学思维的开启过程”。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院士深刻指出“把科学当工具来进行科学教育是没有前途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度強调科学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科学教育重在“培养人的科学精神,用科学研究这种重证据、唯真求实、讲道理的特质去影响人,让大家能夠正確认识问题,认识世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任定成教授指出:我国科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面向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具体的知识、方法和技能应对,没有留下与未来的接口,没有注重终身甚至多代起作用的素养”。因而,“目前需要设计和启动中国正规的科学素养教育计划。”南开大学龚克校长援引严复在洋务运动时震动朝野的名文《论世变之亟》中所说,学西方科学要学其“命脉”,“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龚克建议:科学素养教育,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重视科学的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的定位必须超越工具性思维。”把科学素质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在教学理念上,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科学实验和科学假设的素质。”“同时,要积极探索科学与人文的交融。”“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应该是本然的,內在的交融,是挖掘出来的,不是外加上去的。”发展科学教育必须想清楚,北京大学医学部王夔院士提出的问题:“我们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还是通过传授科学知识进行教育?”(据光明日报2015.7.22日5版齐芳报导:《科学教育向何处去》)

说到科学精神教育,论及科学与人文相融,我们自然会想起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的精辟论述:科学是“立世之基”,人文是“为人之本”,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航”(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集》p179)。“科学人文,不同而和”(同书p139)“严格讲,精神是属于人文范畴,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是求真的人文精神,而通常讲的人文精神是求善的人文精神,求真求善的结合,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实现一种完美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善、完美。”(同书p130)

进行科学教育,着重在科学精神教育,科学精神唯真、求实,务善更居首要,这是因为科学精神中必有价值取向。且不说利用科技制毒、造假等有意为之的罪恶,近代科技史上甚至有太多让人后悔不已的“发明”。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取消了人造反式脂肪酸“普遍认为安全”的待遇,食品企业三年以后若不经FDA批准,将不得在食品中添加。人造反式脂肪酸在一个半世纪前发明时,曾因解决了天然黄油短缺、价廉“物美”,而得过拿破仑三世勋章,现已证明其对人体尤其是心血管系统造成多种危害,从而成为“人类食物史上最大灾难”。“橙剂”是高效除草剂和落叶剂,后一作用可有效殺灭带病林木以防蔓延,在越战中被美军用于丛林以使越军无处躲藏,结果却使美、越双方数十万人受其毒害甚至引起基因变异而痛苦至今未终。发明强杀虫剂DDT曾確保丰收,据统计拯救了500万人免于饿死,几十年后的今天,发现它也大量殺灭昆虫,生物链的破坏导致大量鸟类绝迹。这些令人后悔的发明,其为害后果虽不能事先想到,但科技的唯功利性倾向及其背后的人类对自然主宰、征服而非人化自然、和谐共处的侵夺意识肯定难辞其咎。

这就引出了科技伦理的话题:人类在享受科技福祉的同时,如何避免䧟入科技异化的怪圈。科技伦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有效的规范,保证研究的所有环节都处于伦理的规范空间内,使研究的整个链条都指向追求善的目的。康德曾告诫说:人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如何使科技工作者谨记康德箴言?杜威说:习惯就是意志。只有坚持在科技教育中不忽略科技伦理教育,通过规范性和文化认知二大要素的结合而影响科技主体的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习惯,从而形成科技行为中的伦理意志。近代科学对我国而言,毕竟大多是舶来品,因此,如何把主要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我国传统的优秀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建构以现代仁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科技伦理规范及其教育体系,以抵御、匡正我国当前从研究到生产、流通诸环节的科学伦理以及诚信失范的严峻现实刻不容缓。

科学教育应是在传授知识、方法与技能中进行的科学精神教育,因此,绝不可忽视了科学知识求真唯实这个根本。在落实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育、教学中尤其要防止随心所欲地曲解科学知识以迁就外加或错误挖掘本然的人文精神内涵。这种错位的案例比较著名的如2015年安徽高考素材作文题中的“蝴蝶的翅膀本是无色的。”这个陈述句引起的媒体热议和批评:“素材”已明明谈到观察蝴蝶翅膀用的不是光学显微镜而是扫描电鏡,电子成像本身是灰度成像,何来颜色有无的判断?“素材”原来的目的是希望考生沿着“只是因为具有特殊的微观结构”,原本无色的蝴蝶翅膀“才会在光线照射下呈现缤纷的色彩”这个思路,让考生做一次“励志”引申的哲理之思。而真实的科学知识告诉人们:蝴蝶翅膀在光线下的颜色来源于翅膀鳞片本身的化学色,也来自于鳞片结构产生的干涉、衍射与散射等结构色。而扫描电子显微镜可看到的只是鳞片结构本身。因此,“蝴蝶的翅膀本是无色的”这个陈述句被媒体的作者们纷纷改成了疑问句,这就使出题者根据科学知识素材考察考生作文励志的良好愿望失却了科学知识必须真实的前提,其危害之广,教训之深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还有从“温水煮青蛙”引申为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危害乃至毁灭而又不及时自省,实验证明,青蛙根本不是如此弱智,不会一直在忍耐中死去而会毫不猶豫地适时跳出来。“大象最怕小老鼠”以引申弱能胜強是人们从小听到的“经典”,其实,这是不可能发生小老鼠鉆进大象长鼻的臆想。还有如“羊恙跪乳”、“乌鸦反哺”以引申孝道,而科学事实是前者因小羊长大以致不跪就喝不到母羊之乳;后者则不过是乌鸦的社交行为,且“反哺”的也未必是母亲。

由客观事物比喻承载主观精神性的情意正是我国诗性文化特有的意象思维方式,诗词中的比兴便是此中精粹,它极大地扩展了艺术的想象空间,也是培养创新能力而有别于科学教育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创思维培育途径。在诗教文化中有两点要特别引起警惕。一是诗词创作与解读,不可违背科学之真,杨叔子院士有诗词“最是人文,也似科学”的著名论断与论证(见《力施诗教于未冠》,前书p142)。艺术想象不违背科学之真、哲理之真和情意之真,否则,不是荒缪就是虚伪,不是痴人说梦就是盲目拔高。二是要区分诗性语言与科学语言乃至政治语言,前者不能“达估”,追求多义性;后者必须确切,恪守严谨性。有人由于个人崇拜而把“愚公移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大诗人毛泽东用以鼓舞革命精神的诗词名句当成了政治乃至政策语录,于是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搞斗争,代价惨重,教训深刻。

在培育创新中,科学教育也应遵循传道、授业、解惑的一般教育规律。求真、唯实、务善的科学精神之道是第一位的,所授之科学知识必须确切无惑,不容主观臆断;诗教文化欲有助于培育创新,必需融汇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

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呈现相反的两个极端。一端是少数科技精英在科学前沿顽强拼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卓越成果:潘建伟院士的团队“多自由度量子体系的隐形传态”研究取得世界领先成果,并已建成国际上首个规模化城域量子通讯纲络;薛其坤院士的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其对信息技术的推动前景将是革命性的;施一公院士的团队最近在生命科学领域细胞基因表达中最复杂的剪接体结构解析上获得巨大突破,基因表达分三步,分别由RNA聚合酶、剪接体与核糖体执行,其中聚合酶、核糖体的结构解析分获2006与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上述近期的这类原创性发现都是诺奖级别的成果,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突破应不再遥远。与此相反的另一端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撰文所指出,文化的“巫术化”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文章指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候流行过“巫术”,今天又流行起来,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一个表象(见《中国文化报》2015.8.25报导)。

倡导科学教育,启䝉科学精神,振兴诗教文化不仅是培育创新的需要,更是提高国民文化科学素质的长远之计,这才是贯彻国家创新人才战略的完整内涵和根本措施。

(录自2015.9《中华诗教》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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