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绮靡，为情造文

——学习古典诗论中的抒情经验之一

孔汝煌

晋陆机在《文赋》中论各种文体的区别时首先指出：“诗缘情而绮靡”。郭绍虞解释说，缘情指意，绮靡措辞。唐李善注说：“绮靡，精妙之言。”“绮靡”的词义是美盛华丽，故陆机此论即说诗歌因抒情、表意而华美。齐刘勰说过类似而专指的话：“《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文心雕龙·辨骚》）他在同书《情采》篇中进一步指出了两种相反的作诗赋时的出发点：“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上面所说的核心观点是诗歌以真性情为生命，是主，文采为兵卫，是宾。

《中华诗词》2003No4期于沙《莫把歌诀当诗歌》一文指出《归除歌诀》、《汤头歌诀》之类“其特点是：把事物的内容要点，编成韵文或比较整齐的文句，便于口诵和记忆。”因其不具备诗的抒情美文特质和动人媚力，歌诀非诗殆无异议。但歌诀并不能涵盖一切徒具形式的非诗，也不能包括言不由衷的伪诗、格调低下的劣诗乃至人云亦云的俗诗。充斥当代诗坛的并非歌诀之类的非诗，而是众多的伪诗、劣诗和俗诗。于沙文章中所举四例便都非歌诀，因为都不具备知识性实用韵文这一歌诀特性。请看其中一首《新世纪放歌》：“时逢新世纪，旗耀五星红。两制人归后，百年耻雪终。卫星游大宇，核弹震长空。彩绘山河丽，年年五谷丰。”对此，于沙先生的评论是：“又是一个政治性的大题材，又是闪烁的字句，又是没有附丽于形象，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意味，说它是歌诀而不是诗歌，大概是不会有异议的。”这个判词其实大可异议。一则，平心而论，此作不具有实用的功能目的，并不附合于沙所定义的歌诀特性及样品；其二“又是一个政治性的大题材”这句略带情绪性的指责也可商榷。联系文章前面所说：“艾青指出：‘不是任何题材都能写成诗的。’”以上二首（指文章所引分别为纪念延安讲话和加入世贸的例作），可算政治性大题材，要写出诗的特质，确非易事。于沙先生似乎在暗示并告诫政治题材很难写出好诗，但艾青的话中似乎看不出作者的意思，想来杜甫也不会认同，因为古今两位大诗人（岂止两位）的代表作都有干时讽政的，但又有谁把这些“政治性的大题材”作品等同于古今的《三字经》呢？因此，写政治性大题材并不能成为“非诗”或歌诀的依据。其三“又是闪烁的字句，又是没有附丽于形象”的批评，前者欠确，后者失实。“闪烁的字句”大约是指此作的语言浮泛，游移不定犹如光影之闪烁。其实，诗的含蓄特质常要求语言空灵不泥。此作语言失之浮泛或算一病，但其最主要的语言问题却是板结黏实，重赋法少比兴，缺乏想像空间。至于中多流行套话也不能以闪烁其词来名状。说“没有附丽于形象”更与作品实际不附，形象有自然和社会两类（论见梁钟嵘《诗品序》等，引证从略），此作意象多取材于后者，无可厚非，只是失之平庸，人云亦云，这与语言之浮泛少独创相表里。总之，例作不是歌诀，也还不能划入“非诗”，而属于意、象、言均少个性，更少情味的俗诗。于沙文章所引另外三例也可作此例观。

歌诀易避，俗诗难免。俗诗充斥诗坛的根源何在？回顾本文的开头，主要是二个根本问题未能解决好，一是对诗因抒情志而美的特性未牢牢把握；二是为情而造文的作诗出发点常被颠倒。各时代都有俗诗，当代俗诗泛滥的深层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残痕犹深。表现在传统诗创作上，误把政治口号等同于时代精神；误以抽象的“大我之情”取代具象的个性情志而不是融合；误把人云亦云、四平八稳等同于大众化；误把诗的客观教化功能当作诗的唯一的主观立意来刻意追求，于是代圣立言，舍我其谁，只说官话，不屑情辞。习惯于“心非郁陶，苟驰夸饰”，“为文而造情”。因此，避免俗诗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肃清极左文艺思潮的流毒，面向时代，深入生活，打破坚壳，裸露灵魂，砥砺良知，激发真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为情而造文”。

（录自2003.6《兴华诗教》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