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创作三不宜

星 汉

不宜，是“最好不要”的意思。不宜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具体到底要不要实施，行为人自己决定。笔者诗词创作有年，所谓“诗词创作三不宜”，只是自己的体会，至于读者以为然否，那就看读者的体会了。

一是不宜用诗词写日记。用诗词写日记的人是不会有的，但是类似用诗词写日记的人还是有的，那就是不分主次天天写，突出数量，忽视质量，以发表过多少诗词为荣。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成为精品。苏轼就有过类似日记的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一诗，是88字的长题，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1处，凡480字，最长的一处是190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26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读者只是苏辙一人，这还有情可原。我们今天有的“诗人”，事无巨细，皆形之于诗，动辄就来个“梅花诗百首”“胡杨诗百首”。我就纳了闷了，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说？这就好比把一瓶好好的果汁，掺上白水，最后弄得没有味道了。

二是不宜把诗词当玩具。所谓玩具，我指的是有的“诗人”喜欢折腾一些“杂体诗”，借以炫耀自己的能耐。上网查，杂体诗近250种。杂体诗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多为文字游戏。当今常见的有集句诗、藏头诗、辘轳体、回文诗、宝塔诗等。以集句诗为例，宋代的王安石就喜欢这种形式，如《送张明甫》一绝，第一第三句来自唐代杜牧，第四句来自唐代的崔护，第二句来自宋代的晏殊。再“精致”一些，就是专门“集唐”“集宋”，或是集某位大诗人的作品。文天祥在燕京的囚室里，完成《集杜诗》一卷200首。王安石是在“逞才”，而文天祥除了表示对杜甫为人的崇拜外，也有天地狭小的无奈。集句诗必须是博闻强识。这种形式“难能”，但不“可贵”。今天再玩这种形式，既不“可贵”，也不“难能”，因为只要需要某个词汇，输进电子版的《四库全书》搜索，就能得到比较理想的诗句。

三是不宜用诗词泄私愤。诗词无非“美”“刺”两途，可以歌颂世间的美好，也可以批评人间的丑陋，但是绝不可以用来作为骂人的工具。如果把自己心中的愤懑化为不堪入目的语言对准某一个人，那就不是诗了，充其量是骂人的有韵文字。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苏轼所“骂”，多为国家，为朝廷，为君王，为黎民。如果苏轼为了私利去“骂”，那他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一般来说，讽刺和谩骂的区别在于：讽刺为公，谩骂为私；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谩骂的对象是个人。骂人并不会让自己占据道德优势，反倒显得更小家子气。

（原载2020年《中华诗词》第6期）

（星汉，姓王，字浩之，1947年5月生，山东省东阿县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尚在岗。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子曰诗社顾问。公开出版有《清代西域诗研究》《天山东望集》（诗词集）等20余种。）